战略家承担最高责任

1940年，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成功。在英法对德宣战后几乎半年时间里，被许多人看成当时世界最强大陆军国的法国，在得到英国的支持下，居然在西线只是躲在马奇诺防线的坚固堡垒之内，没有大举向兵力空虚的德国西线进攻。到1940年5月，纳粹发动对法国的战役，德军采用了绕过马奇诺防线，从出人意料的阿登山区突袭默兹河一线，然后直奔大海边，这样把还在北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地区的英法联军切断，然后是法国战局的迅速结束，以及英军在敦刻尔克的悲壮撤离。
　　
　　强大的英法联军何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失败，各国历史学家和战略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在各种分析和结论之中，法国历史学家与二战抵抗英烈马克·布洛克的结论值得特别重视。布洛克首先是一位经过严格训练和成就不凡的职业历史学家，他战前所写的专著《封建社会》一直是学习和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必读书之一。其次，他本身作为一战的荣誉勋章获得者，当二战爆发时，他以志愿役身份，再度报名从军，曾亲历自比利时到海边的大溃退。法国投降后，他参与了长期的地下抵抗运动，并成为一名领导者，最后，在胜利前夕，他被纳粹盖世太保捕获，并英勇就义。出于严肃的爱国热忱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责任，他在1940年战败后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一本叫《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的书，以亲历者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检讨了法国的失败。
　　
　　一般人都知道，所谓战略是全局的艺术，关系到如何运用全局力量去达成全局胜利。而除了战略的思维和计划，战略归根结底也是实践领域的事务，没有战争实践的经验，战略思维的精准和战略计划的精妙都是谈不上的。这就提出了布洛克在他的书中最核心的问题：谁对失败负责？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引用了一战曾拯救法国的英雄霞飞将军的一句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赢得了马恩河会战，但有一件事我非常清楚，如果这场战役输了，那一定是我的错。”这句话包含的意义，对于学习战略的人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战略的思维和计划者，必须以实践的效果来作为一切工作的前提。战略不是棋盘上的优美竞争，而是关系国家兴亡和事业成败的致命之事，而生死存亡和成败利钝，要求战略的计划者与实践者随时具备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似的态度，决不能放任内心的浪漫情怀或专业上的异想天开。这种战略性的责任意识是历来成功的战略计划与实践的无言基础。
　　
　　责任意识与战略的思维和执行有如此决定性的内在关系，这与我国古代战略学的精神是完全相通的。《孙子》开篇即明确告诫，军事和战略决策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而吴子和其他战略家也一致认为，投入和使用国家军事力量，既关系到己方国家的存亡，也意味着对手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因此，必须以哀悼死者似的心态对待之，不可有好战和穷兵黩武的思想。这种慎战的心理与价值取向是塑造战略计划者和执行战略者需要反复体会，因为执行战略的人们肩负的责任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不容错失，也无法弥补的。
　　
　　与这种战略的责任意识和心理相对立的是一种好战和轻率的观念。这种观念指导下，把赌徒式的勇气视为战略思维的精髓，把不顾后果的情绪宣泄作为推动战略实践的动力，而且把眼前的战役性目标视作对自身智慧和勇气的唯一障碍。简言之，在这一派的所谓战略思维、计划和执行领域，人们看不到丝毫应有的慎重与谨慎，相反，他们把谨慎和慎重视作怯懦。1940年的法国战争指导者是这样，日本军国主义者和纳粹德国的战略指导者也是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而为这些胜利欢呼的人群最终品尝到深渊的苦水。
　　
　　这种慎重的责任意识在商业战争的领域意义也是完全一样的。无论在企业的大型并购案例中，还是新技术与产品的研发事务上，人们都可以看到许多一味猛烈扩张的商业战略计划者和执行者，由于缺少这种终极的责任意识，最后，在一次失败中把此前的胜利果实丧失殆尽。他们过于沉迷于纵横商场的风云快慰，而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战略计划和执行，经常会关系到其商业帝国的兴衰，其员工和社会的得失和命运。过于迅猛的计划，过于孤注一掷的行动，以及过于豪情和浪漫的作为，使他们失去了战略指导者应有的心理平衡。
　　
　　对于战争指导者和商业的领导者来说，有一件事是他们需要随时牢记的，他们所运用的资源是庞大的，而执行他们所制定的战略的力量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实际的战略执行领域发生什么事，也无论这些事是否出自他们的直接命令，只要他们身在其位，那么，一切最后的结局，无论成败，他们也是最大、最直接和最高的责任人。这不是任何事后的托辞可以掩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