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家族：“一门三院士”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慈父般的培养教育。他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缔造了满门才俊。
家学深厚
2006年1月20日，梁启超最小的儿子，现已82岁高龄的梁思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父亲的做人与处事思想对我们晚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所育的9个子女中有7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归来并相继成为著名的学者或专家。其中梁思成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立下汗马功劳；梁思永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都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无古人。梁家一门四杰，比起古代苏轼家族的“一门三进士”可谓更胜一筹。他的儿孙辈子嗣繁衍，日益昌盛，辈辈发扬着梁氏家族的优良传统。
当年广东乡试主考官李端十分赏识梁启超的才华，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梁启超与夫人李惠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妻一生，俩人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仍为此自责不已。
对王桂荃夫人，梁启超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一样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咱们家的顶梁柱，缺她不可。无论是李惠仙或王桂荃所生的梁家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厚而真挚，子女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想起少年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考砸了，成绩十分不理想，生母李惠仙一气之下，用铁丝线抽他。当时把王桂荃吓懵了，她把梁思成搂在怀里死死护着，任凭铁丝线的抽打而无怨言。事过之后，王桂荃拉着梁思成小手，摸着他的头，千叮咛万嘱咐地教育他说：“要好好读书，用心做人，别让你妈生气。”
在李惠仙、梁启超辞世后，王桂荃成了9个孩子的精神支柱。在这之后的艰苦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老小，梁家这一代的孩子们，从王桂荃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勤奋。
梁启超家族是名门文化的代表。每当我们忆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
教育有方
梁启超对9个子女的教育，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方面尤为成功的典型范例。孩子们年幼时，他就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他就像说书一样，一边与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聊天说话，一边绘声绘色地讲古论今，其核心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在传递着他对孩子们的情爱之时，也和他们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以及治学的态度和做学问的方法。共同诉说着生活中的苦闷与欢乐，悲哀与幸福，并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
梁启超说过：“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意思是说人小时候的教育会影响人的一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健全的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还要贯穿“严”和“爱”两个字。“严”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子女的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孩子生活上要以“爱”相扶。有一回，二儿子思永和一位小朋友互不相让，并扭打起来。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过错，但梁启超仍严厉地批评了思永，并提出三个问题让思永反思：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之后，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小朋友道歉。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生涯中，极为推崇趣味教育。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乐趣，才有价值。”他鼓励孩子“一旦对某一方面感兴趣，那么，你会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霞飞虹，如新荷吐绿……”。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当该选学具体的专业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建议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她不好意思拒绝父亲的建议，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为此苦恼万分，她向大哥思成说了这件事。梁启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并深为当初的前进，战胜艰难险阻，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还教导说：“切不可骄傲自满，也不可怯弱自馁，要尽自己能力去做，对社会或多或少总会有所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稍稍多用点工夫，就能有大的收获。我深怕你因所学太专一门的缘故，把多彩的生活弄得平平淡淡，生活过于单调，则容易生厌倦心引导不安，急忙给思庄写信。在父亲的重新引导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
在如何指导子女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得真知”，不要“死记硬背过后就忘”，他还强调学习要劳逸结合，“多做游戏多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十分优秀，业余爱好极其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的佳绩。
当孩子们在学业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精心引导。他告诉子女们只有勇敢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这是厌学之根源所在。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往复的坚持下去必有好处，这是爹爹苦口良言。”
梁启超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子女。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为了尽快提高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手把手的进行辅导，课程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宋词，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并且还要背诵。每周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写工整。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理论研究日益精进。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求耕耘”。梁思礼就是在只求耕耘中树立起较强的独立意识，在国外学习，不独立就没法活下去，所以他在1941年出国以后，就一直是独立生活的，自己为自己创造学习机会，挣钱养活自己。他一直实践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的诺言。按照他母亲的话说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应该像你父亲学习，将来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后来又学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梁家对学术贡献极为重视，这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他们的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讲究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又有当今现代色彩。梁启超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他的政治热望与人文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
梁启超名杨四海，官居要职，曾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一类大官，但他为官清廉，乐善好施，他教育子女“不求做大官，唯求做大事，做实事”，要他们牢记孟子的教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梁氏家族之后人循此而行，居官者皆清廉，治学者皆严谨，为人师表，皆成楷模。一门四杰，谱写了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精彩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