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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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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众化群众基础的京剧为宣传抗战立下大功。
  
  1931年9月18日晚,在北平中和园,梅兰芳正在卖力地表演京剧名段《宇宙锋》,台下坐的贵客是少帅张学良。刚演了一半,张学良就匆匆走人了。散场后,梅兰芳才知道,日本关东军打过来了,“九一八”事变爆发
  
  山河万里几多愁
  
  后来,梅兰芳举家由北平搬到上海,搜集资料花了3个月时间编了一部名为《抗金兵》的戏,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受到鼓舞的梅兰芳又把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突出其中能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部分,后来成为京剧的梅派名段,唱词中有“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真是字字泣血,句句伤痕。
  
  北平沦陷后,程砚秋不与日本人合作,不演“义务戏”。1942年9月,程砚秋在北京前门火车站遭到日伪便衣的搜身和攻击。舞台上总是扮演典雅闺秀的程砚秋以一对五,虽然耳朵受伤,但最终以平时健身常练的太极拳完胜便衣,程老板会武术自此成为京城美谈。不过,程砚秋此后便搬到京郊荷锄务农,不再演戏,直到抗战胜利。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第六处处长,主要负责艺术宣传,手下有洪深、冼星海、马彦祥等人。为了让艺术更好地为抗战服务,田汉组建了抗敌宣传演剧队,还举办了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所谓歌剧,事实上主要还是指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通过艺人的速成培训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剧目上,田汉创作了《土桥之战》《新雁门关》两部戏,受到观众的欢迎。为了显示改良过的京剧与以往旧剧的区别,田汉还让人在戏院里用彩笔刷上了各种标语,如“女子要学花木兰、梁红玉,男人要学岳武穆!”“在抗战中建立新的戏剧!”。观众一进门先被标语轰炸了一番。舞台上,到处都是红绸,象征革命,田汉用行书亲手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几个白色大字代替以往京剧舞台上出入口“出将、入相”,舞台正中横批是“大放光明”。舞台上摆的戏桌的桌帷都是用红绸制成,上面还有田汉写的标语:“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剧。”
  
  根据地的京剧革新
  
  除了沦陷区和国统区外,在抗日根据地,京剧的演出也十分频繁。
  
  当时,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抗战时期,在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仅专业京剧团体就有鲁艺实验剧团、军委平剧团、八路军120师战斗平剧社、延安平剧研究院等,还有兼演京剧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大总校文工团等,票友性质的有延安业余平剧团、中央党校平剧分会、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等。
  
  鲁艺实验剧团是在中央的授意下成立的,由阿甲任团长。在延安,阿甲因为能用“西皮流水”的京剧旋律翻唱抗日歌曲《游击队之歌》,在根据地一举成名。团里人员都是拼凑出来的,团长阿甲并非科班出身,但练功很刻苦。有一次阿甲表演京剧中的“喷口”——需要在演唱或念白时,使字有力地喷放出来,喷得是否有力是评判标准。阿甲用力过猛,一颗假牙穿过髯口,被喷到前排一位观众的眼镜上。不过,根据地的观众并不十分挑剔,仍然把看京剧视为难得的娱乐活动。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毛泽东看完京剧《升官图》等戏曲节目后,说:“你们看,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
  
  毛泽东强调“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善闻乐见,要大众化”,京剧无疑具有这种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和审美技术,日本人、国府干部、中共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争夺京剧为我所用时,京剧演员们大部分坚定地选择了抗战,利用京剧的大众化地位为抗战的宣传立下功劳,但也使京剧偏离了“为艺术”的发展轨迹,在“为政治”的道路上载浮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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