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身后的雅俗世界

先入为主，让我们在真相面前失去了辨别能力。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周瑜身后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镜像。在正史与野史、官方与民间之中，1800年来，出现着形形色色的周瑜，并与那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周瑜，渐行渐远。
　　
　　在《三国志》里，陈寿对于周瑜的评价是，政治上高瞻远瞩，忠心耿耿；军事上“胆略兼人”，智勇双全；人格修养上，“性度恢廊”，情趣高雅。这个评价对于周瑜虽然轻描淡写还算公允并近乎完美，而到了东晋，观念走到社会转折的十字路口，往往变得微妙起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个封建王朝开始在正统论上大做文章。他们巧妙地选择了同样割据一方的蜀汉作为正统，开始认定周瑜为“小人”。
　　
　　此后数百年，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好的是，魏晋期间士大夫玄风吹拂，崇尚个性，因此在臧否人物上比较宽容和超然，很少将人分为善恶分明的两极，正统之争在这一时期并不完全对立。
　　
　　到了唐朝，九州一统。历史变得再度微妙起来，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地同情。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在诗中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鹊春深锁二乔。”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风颇盛，常常明是治史实为思想政治观的较量，文人政客间的朋党之争更是惊心触目，三国正统之争也在争斗之列，宋文坛多位大家被卷入。最终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论。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最尴尬的当属身处其中的东吴。但对于周瑜的评价，还是肯定的，至少是他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的。而周瑜形象的变形，到了民间文化里，却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而令人纳闷的是，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才智平庸，屡战屡败；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而与此同时，以曹魏为正统却是官方正统观的明确意向。可见，市民的好恶在那时候已经不以统治者的正统观念为转移了。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这种受市民意识影响的创作倾向延续到元代的杂剧中便越发地明显了。就这样，一个与雅文化系统中的褒物文字形成鲜明对照的周瑜形象，于宋元之际，在强烈的市民意识的关照下诞生了，并随着戏曲的广为传唱而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而之后，罗贯中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
　　
　　在文学评论家看来，罗贯中的矛盾几乎也在之后成就了《三国演义》这本书的矛盾，在这本书里，除了蜀汉永远是光明正确的，吴魏的一系列人物，从曹操到周瑜，都是充满矛盾的。作为一名落拓江湖的书会文人，罗氏一方面深受雅文化的影响，对三国人物，尽量地靠近史实：他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而另一方面，混迹于市井，又让他不由得对世俗化的评价产生认同：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对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衬。
　　
　　直至评书版《三国演义》在上世纪80年代的风靡，“羽扇纶巾”和“三气周瑜”已经成为成语彻底地深入人心，对于周瑜，那些偏见也再抹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