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生筏

在艾森豪威尔首次执政期间，我的祖父有段时间总是忘记眼前的事儿。他把我叫进他的书房，因为他又要讲故事了，讲那个他从没有对别人讲过的故事。我祖母从梳妆台前站起来，手里拿着镶有小灯泡的椭圆镜子——我以前总爱把那些小灯泡拧下来。她大声嚷嚷着：“唉，看在老天的分上，西摩，我们七点半还要赶到双果园去见德沃斯金一家呢。你非得回到南太平洋才行吗？”
　　
　　外祖父“砰”的一声把门摔上，示意我坐到椅子上。两个星期后我就有13岁了。“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孩子，”他说道，“我从没有对别人说起过。准备好了吗？觉得自己有胆子听吗？”
　　
　　“有胆子。”
　　
　　“真有？”
　　
　　“真有，先生。我知道我有。”
　　
　　他坐在桌旁，用一把亮闪闪的小金剑形裁纸刀裁开一封信。“这么说，你想知道？”
　　
　　“非常想。”
　　
　　“那好吧，立正，水手。”
　　
　　祖父的书房铺着白色的厚粗绒地毯，我光着脚板，感觉刺痒痒的，脚趾头在地毯中拧来拧去。房间里还有很多仙人掌。祖父经常鼓励我摸上面的刺，他认为这样才能证明一个老家伙的后代有多能吃苦。在二战中，他曾当过一艘驱逐舰的舰长。
　　
　　“时间很晚了，”他说，“有人敲我的舱门。我跳了起来，那段日子我都是穿着军装睡觉的——鞋也不脱。”祖父笑了。圆圆的脸，笑起来仿佛篮球上开了个口子。我暗自发笑。
　　
　　“不许笑，”他说，“不能因为我笑你就笑，不要以为我现在不能杀了你。人都是说变就变的。”
　　
　　“唉，西摩，我的老天哪，”祖母透过门缝抗议道，“难道他不应该呆在夏令营里吗？叫他母亲来吧。”
　　
　　祖父直盯着我，冲她的声音怒吼着。“再多说一个字，少尉，我就把你扔到禁闭室去。不到打胜日本人的那天，你是见不到比妮·德沃斯金的。”
　　
　　“我去煮点咖啡。”祖母说。
　　
　　“时间很晚了，”我说，“有人敲您的舱门。”
　　
　　“敲了两下，”祖父说，“等他的指节准备敲第三下的时候，我打开了舱门。‘瞭望哨传来的消息，先生。一条船，先生，正北三英里。非常小，先生。可能是条敌人的船，先生。也可能不是，很难说，先生。’我让那小子住嘴。有些传令兵不知道说话时什么时候该换气让你想一想。他们以为如果你不说话，就是想听下去，根本不是这样，记住这点。我走上船桥。‘等等，’我告诉他们，‘等到能看清楚再说，准备好鱼雷。’我这么对他们说，或者说了些类似的话，我记不清当时的舰上用语怎么说了。”
　　
　　“准备好鱼雷？”我问道。
　　
　　“是的，”他说，“准备好鱼雷。当时，我看不太清楚，不过极有可能不是敌人的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先生。”
　　
　　“不，你不明白，水手。”
　　
　　“是的，我不明白，”我说，“一点也不明白。”
　　
　　“当时，海军司令部的公报已经警告过了，要万分警惕日本的神风突击机。你知道什么是神风突击机吗？”
　　
　　“大体上知道，”我说，“它会俯冲船的侧舷。”
　　
　　“还跟我耍聪明？你不认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生死问题吗？”
　　
　　“对不起，先生。”
　　
　　“所以我才要等。我们花了大约半小时补充好火力，以便能击中1/4英里范围内的目标——在紧接下来的搜索中，我能够看清楚那条船了。”
　　
　　祖父停顿了一下，打开右边的抽屉，里面有他保存的一把上了保险的手枪和一摞破旧的黄色漫画书，都是些怪兮兮的书。在卡通画中，男人们长长的家伙顶端戴着帽子，毛发从边上蔓延出来，样子讨厌。他们追逐着裙子撩过头顶的女人们，女人们的屁股上文着“山姆大叔是我爹”以及“我先前从没亲过独裁者”之类的字样。祖父重重地关上抽屉，两只手放在脸庞前，转动着拇指，做出好像要祈祷又好像要握手的样子。
　　
　　“日本人，”他说，“救生筏上全是赤身裸体的日本人。整整一救生筏赤身裸体的日本水手。现在软心肠的人也许会叫他们难民，可那个时候，他们除了日本人什么都不是。看样子，他们已经在海上漂了不少日子了。因为背对着光线，所以只是看到他们的背部，个个瘦得皮包骨头。”
　　
　　我退后一步，想坐下却不能坐下。祖父站着，斜靠着桌子，细察着我的脸。接着，他手指着门，嘴里嘟囔着：“菲利丝不懂的。”他在一张记电话的告示帖上潦草地写下“炸掉它”几个词的大写字母，低声说：“我下了命令。”说着，他绕过桌子，指了指壁橱。“我们到里面说去。”于是，我跟着他钻到一堆衣服里面。很久以前，我祖父就把他所有的衣服从祖母满当当的衣橱里清理出来了。他没有打开灯。透过门下缝隙的微弱光线，我能看到祖父的鞋子和白色的短袜。他穿着短裤，依然沉浸在驾船航行中。
　　
　　“放松点，水手，”他说，于是我就跪在了衣服、领带和腰带中间。现在我明白一个道理，问题不在于你听了一个故事多少遍，而在于你在哪里听到了它。以前我听过这个故事，但和祖父一同呆在壁橱里听他讲还是平生头一次。
　　
　　“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如果你明知道不会——”
　　
　　“为什么？”他答道，好像不是在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知道答案。他唉声叹气。尽管我们是在壁橱里，他依然是小声说话，“有些人会对你撒谎，他们说是因为战争。我不会骗你，这和战争无关，只和我身上穿着的军装有关。因为，作决定是我的工作。除了这个，我他妈的又能对一船赤身裸体的日本人怎么样呢？那是在战时啊。”
　　
　　“可是，你刚才说——”
　　
　　“听着，那是我的工作。像我这样的人要为像你父亲这样胆小怕事的人保天下太平，仅仅因为这个，并不意味着你不能杀死任何平民。因为你要这样。我每周在银行里都要这么干，”他把肥硕有力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明白吗？”
　　
　　“从没明白过。”我吸了口气。
　　
　　“好，”他说，此刻，我们站在黑暗中，彼此看着对方，故事是相同的，却又是不同的——故事与上次一样，但这次他泪流满面。他用手擤鼻子。我用他夹克衫的一只袖子帮他擦。“我要出去。”他说着把门带上，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间忏悔室里。
　　
　　我脑子空空如也，甚至感觉不到有只手像鱼一样摸着我脚踝。另一扇门打开了。“西摩？西摩？”我的祖母问，“孩子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