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不忘国潜夫忧天下
对于秦汉时期中华人才之格局，有一句名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这个“关”指的是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一带），意为函谷关以东，包括中原、华北、华东等地，民风好文，盛产宰相一类的高级文官；函谷关以西，包括关中、西北等地，民风尚武，多有纵横沙场的名将涌现。
这句名言其实不太准确。
或者说，到了秦汉时期的后期——东汉王朝，已不符合现实。“出将”的关西也出了许多名儒硕学，以其精神世界的力量，震烁干古
王符就是其中之一。
说王符，先要说说他的故乡。其故乡，今属于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夏商时期，诸多部落就居住于此。建立了西周王朝的周部落，即为其中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崛起于西北地区的秦国与这片土地上的游牧民族展开了长期的較量，最终将其收入囊中，划为北地郡的一部分。西汉时期，从北地郡分出来一个安定郡，最初下辖12县，其中有一个临泾县，就是王符的故乡。
到东汉时期，临泾县仍属于安定郡，行政区划上与西汉时期相比并无多少变化，但在形势上却大为不同。
东汉也是中华历史上强盛的大一统王朝，但逊色西汉几分，比如在经营西域一事上，东汉消极退守，与西汉的主动开拓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消极退守政策的影响下，原本因为地处西域而繁荣的临泾县，转而成了不稳定的边疆地带，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激烈碰撞中，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立足于实用又遵循传统，并充满对未来的危机感。那里的读书人不可能像中原等地的同类一样优哉游哉，而是时常经历战乱与杀戮，他们对于王朝的危机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与认识。
比如王符。
历史上的王符，其身份是一个隐士。
当然，他最初的人生理想不是做一个隐士，而是如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一般，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之后，要去治国平天下。
他大约出生于公元85年，其时东汉王朝已立国60年，第三代皇帝汉章帝统治天下，表面上还维持着强盛兴旺的局面，实则已是内部腐朽，暗伏危机。到王符成年时，东汉王朝已陷入动荡，各路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也就是在此时，西北地区边患加剧，成了东汉王朝流血不止的一道伤口，王符的故乡自然未能幸免。
他在这个时候踏上了游学之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秦汉的读书人，有成年之后远游四方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之所以存在，主要还是与仕途有关——在游学过程中，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那很好；若能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为达官贵人、公卿王侯乃至皇帝所知晓，就更好了。毕竟，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察举制，即由官员推荐，而非后来的科举考试。
王符有三次外出游学的经历，先后去了都城洛阳两次，去了长安一次。在游学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些友人，其中有后来的名儒马融，在天文、机械等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张衡，以及书法大家崔瑗等。
这些友人后来都入朝为官，且个个都有不凡的家世背景。比如，马融出身于东汉王朝的贵族，张衡是开国名臣之后……
他们就没有动用—下自己强大的人脉关系，推荐—下王符？
没有。
没有推荐却并非因为瞧不上王符，王符的才学是令他们深为折服的。导致王符未能通过这些友人被察举制选上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他适应不了已十分浑浊的官场生态，二是他的家世背景太卑微。
西北地区也有大家族，但其影响力明显不及中原等地的名门。王符的家庭至多算是西北地区的中等人家，且他还是庶出之子——母亲是妾室而非正妻，在那个时代，这种身份无论在家族中还是在社会上都饱受歧视。
即便马融等友人将王符推荐上去了，他还是会因为卑微的家世被刷下来。
而他在成长过程中，早就经受了许多不公的对待，又不甘屈服，因此有“独耿介不同于俗”之名——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
这也注定了他难以出仕，做不了官。
做不了官就不做，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也未必只有做官一条路可走。在王符之前，便有许多“独耿介不同于俗”者选择隐居山野著书立说，以文章来寄托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王符前后写了30余篇文章，并以“潜夫”自号，后世编为一书，称之为《潜夫论》。全书分10卷，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容繁多，却又有一以贯之的基础理论存在。
这个基础理论是王符之所以能在后世乃至今天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
那就是民心。
民心，也就是民意，是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对于统治者的好恶。在王符之前已有许多思想家提出民心为上，并由此形成最初的民本思想，如老子、孟子、墨子等。
但这种民本思想并未在秦汉时期发展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秦汉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确切地说是“天命君权”，即皇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所授，他只对天命负责。皇帝要是好好干，上天就会保佑他，保佑他的王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方安泰；皇帝要是不好好干，做昏君、暴君，上天就会惩罚他，降下各种灾祸。
“天命君权”之说让皇帝的位置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其他人等不敢觊觎。天命所归，只归在皇帝头上。
至于天命到底是什么，那根本不重要。
换句话说，皇帝也知道天命根本不存在，这只是用来确保皇位稳定的一种说法而已。
看上去，天命约束着皇帝，实际上，皇帝毫无约束。
这层窗户纸在西汉末年被王莽捅穿了。这位学问高深的阴谋家将这套理论化为己用，将自己宣传为新的天命所归者，进而篡夺了政权，引发天下大乱。
这种理论当然是靠不住的。
王符一眼洞穿其中的漏洞，对原有的君权理论进行革新，发展出一种天、君、民三位一体的新学说。
在此学说中，君权依然是天命所授，但天命之力量又是来自民心所聚，“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此形成一种制衡体系：皇帝统治百姓，百姓决定天命，天命授权皇帝。
如果认为王符只是这样泛泛而谈，那就太小看他了。
他为此准备了一套哲学理论——元气论。
此理论认为，天地都源自一团“气”，“气”又分阴阳，阴阳平衡而生“和气”，“和气”生人。人虽自带一团“和气”，但这个“和气”又会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心情愉快，那么就越来越强，一身正气；如果心情不快，那就越来越弱，并被“乖戾之气”取代。
“天命君权”中的天命不知道从哪儿来，王符所说的天命，则是根植于人间，与每个人身上的“气”相关。皇帝只有一个，达官贵人等统治阶级也是少数，老百姓则是绝大多数。若皇帝施政有方，老百姓过得安稳快乐，则人间一团和气，天命自然良好；老百姓要是遇上暴君苛政，心怀怨愤，“乖戾之气”越来越多，那天命便会展现出狂暴的一面，要降下大灾，那皇帝的天下就要分崩离析了“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突，则国危矣。”
王符完成了对秦汉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革新，而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只可惜王符作为一个“潜夫”，在那个昏暗的时代，他的理论根本没有被当权者采纳的可能。
四
王符于公元163年离世，当时东汉王朝已内外交困，黎民百姓多受疾苦，身怀“乖戾之气”。几十年后，群雄并起，三国乱世降临了。
乱世之中，没有人在乎天命，也没有人在乎民心。
直到数百年后的隋唐时期，那些忧心天下的仁人志士，才从尘封的历史中发现了王符的《潜夫论》，叹服于其天、君、民三位一体的学说。
作为唐朝晚期的学者与政治家，韩愈极为推崇王符，将其与东汉时期另外两位思想大家王充、仲长统并列，称为“后汉三贤”。
这种推崇显然与韩愈个人在政治、学术上的主张相关。他所处的时代，唐朝已步入衰亡之路，天下动乱难安，需要匡时救世的学说与理论，需要仁人志士起来振臂高呼。而韩愈便是这样的人，他“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致力于恢复两汉时期的治学传统，以质朴实用取代浮华虚无。
也就是像王符那样。
由于韩愈的巨大影响力，经他宣传后，王符在读书人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北宋时期，学者们开始对王符的《潜夫论》进行整理、校勘，今天所能见到的《潜夫论》版本，基本上都源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王符的《潛夫论》不仅流传于中华，还流传到了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朝鲜等国，其中日本早在韩愈的时代，便有《潜夫论》传入。
今天，王符被看作中华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甘肃镇原精神的代表。他在1800多年前的著述，跨越时空，仍旧充满思想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