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感冒与清国伤风

不知道是积劳成疾，还是积郁成疾；也不知道流行性感冒，还是寒热型感冒，甚至，不知道是真生病，还是假生病，戊戌变法之后没几天，谭嗣同等六君子之淋漓鲜血尚没被雨打风吹去，光绪病了。他被慈禧太后安排在床上，慈禧还说了许多感人心魂的体己话：一定整合全国医疗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孩皇万寿无疆；孩皇就好好养病吧，不要“牵挂革命工作”；工作的事情，我会替你分担的，云云。
　　
　　与张三李四生病大不同，与知府道藩生病更大不同，一般人生病，都想就此弄个新闻，新闻一出，亲朋戚友尽知，提篮鸡蛋送瓶奶粉的，就多起来了；而一般领导生病，更想就此发个广告，广告一发，下属商贾尽晓，递红包呈购物卡的，更是络绎于途；要言之，这些人生病，唯恐天下不知；而皇上生病呢，那情形截然相反，唯恐天下都知。皇上生病，历来都是最高秘级的国家绝密，秦始皇患病博浪沙，到死在博浪沙，新闻都封锁在赵高与李斯两人嘴里；赵匡胤可能患了感冒，也可能是高血压中风，斧声烛影，这消息也只由其弟赵光义一人掌握；蒋介石好久没有视朝了，他实在不能视朝了，手都扶不住椅子了，但为了体现领袖康健，圣体万岁，国府将其瘫手绑在椅子上，在其脸上涂上脂粉，打扮得枯木有春，神采奕奕，“蒋总统”也就“被安排”了一场与外宾亲切交谈的外交活动，于是关于领袖身染贵恙的一切“不实谣言”，戛然而止，从而得以继续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美国中情局也常常把某些国家元首的健康状态当成最高价码的情报来弄，时不时发布某某元首已染沉疴，搞得该国人心惶惶，害得该国元首七八十的人硬做十七八岁的人使唤，“被”老当益壮，“被”带病被坚持工作，去广场被烈日炙烤，去部队被大雪冰冻，弄得老人家多苦。美国老把人权挂在嘴上，其实一点人情也不讲。
　　
　　大清帝国的元首光绪感冒了，按理说，这应该也是国家绝密，出乎意料的是，慈禧搞起了阳光政治，高调从全国请来名医，宣布成立医疗小组，指示医疗小组天把两天内，拿出医疗方案，医疗小组行动迅速，马上会诊，马上讨论，马上拿出方案；慈禧马上调阅方案，马上签字，马上办文，马上印制，马上发放，“戊戌变法后，德宗不豫，日召御医，入内诊治，辄以所拟方案传示各衙门。”这一系列快速动作，煞是感动人的，如果张三李四王五麻子略染小恙，能够得到如此重视如此关怀如此医疗如此抢救，你不觉得这是一件感动中国的事情？
　　
　　然而，光绪这一感冒，大清帝国几乎所有官员，都得了伤风，而且是重伤风。他们接到慈禧发下来的动态清样，一个个都嘴巴哑了，都双脚瘫了，“京外大吏，无敢问者”，从京官到地方大员，几乎无人走去高干医院探视光绪，问问病情；同事一场，都不该如此人情浇薄，何况光绪还是他们老领导；权来如潮至，病来如山倒；如果有人权力加了身，那么前来趋附者，如潮如涌，一定让他目不暇接，握手不赢；而如果其病来呢，相当严重的病加了身呢，靠山倒了，猢狲轰地散了；官员所患这个人情浇薄大病，不单是清朝大官小吏独有，这几乎是历朝历代官员都患上了身的通病，这通病更准确的病名不叫人情病，当叫宦情病，官宦是最爱患的，属于政治学之一的政治生病学范畴，政治生病学里之政治家生病，妙就妙在其贵恙，处于可转生可转死的转机当中，病情向好，自然转生；病情向坏，当然转死；大清官员听说光绪生病了，都不表态，都无动作，原因都是在察时观变，光绪若转生，则坚定地站在光绪这边，光绪若转死，则自然地站往慈禧那队；站队这事，老百姓是难患这病的，所以称宦情病更切实际。当然，例外情形也是有的。湖南邵阳籍的大员刘坤一﹙又号刘忠诚﹚，当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也许他独拥江南吧，身后拥有半壁江山，他胆子奇大，接到光绪患病之内参，马上写了一封信，向慈禧太后询问皇上所患何病，要不要紧，嘘寒问暖，尽显忠诚，所谓是：“刘忠诚时督两江，独具折询病状，辞甚恳挚。”这个“独”字说的是，旗帜鲜明当保皇派的何其少，模棱两可做琉璃蛋的多么多。
　　
　　大清光绪患了感冒小病，大清官员患了炎凉大病，源自慈禧患了几乎所有政治家都会患上的职业性重病﹙光绪的感冒说不定是慈禧太后指定患病的﹚。戊戌搞变法，这是康有为等一干人士争当国医手，给大清帝国动大手术，手术刀是治国病的，动来动去，最后动到了慈禧这个核心的病灶上；问题在于，国家已病，慈禧身体却好，虽然一餐三遗屎，她自谓尚能一顿三碗饭。手术刀割得慈禧很疼很疼，她一巴掌拍了谭嗣同等国医手，使其血溅菜市口；解决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后，剩下的工作是要解决光绪这人了，戊戌变法里，最想向慈禧动刀子的是谁？当然不是康梁等人，这个，慈禧心里门清得很。然则替罪羊已然顶罪，如何处置光绪，这个议题迫切地摆在了慈禧面前。
　　
　　政治家搞阴谋的职业病在慈禧身上陡然发作了。处置光绪，史上提供的方法多多，司马昭以刀刺杀了曹髦，唐太宗以剑结果了兄弟，赵匡胤以酒灌醉了将帅，一刀释帝权，一杯释兵权，一剑释了储君权，都是好经验，慈禧太后对此，精神实质一点没变，方式方法却大胆创新，她搞的是一病释皇权，指定光绪患病，告示天下：皇上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国家准备给他办理病退手术，让他清心清意养病，永远健康！光绪病退后，职位空出来的领导人选，另有安排，“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准备给光绪换届了。
　　
　　慈禧职业性阴谋病大发作，各级官员还敢去医院看望光绪吗？官员都患流行性宦情病，最初病殃与病源，就从慈禧这个病灶里流行开来的。
　　
　　可喜的是，由光绪的感冒、官员的伤风以及慈禧的重症共同形成的大清帝国综合症，康有为等治不好，却被李鸿章一个偏方，以毒攻毒，暂时给治了。好像是癌症，打了一针镇痛药，最少治得大家暂时都没喊痛了。
　　
　　大清有个其他各个皇朝都没有的奇病，身体里生了一条怕链：百姓怕官员，官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慈禧谋算光绪，以一病来释帝权，打的不全是残存于心的亲情牌，像大清官员观望光绪转生转死一样，慈禧更有把政治抓在掌心里玩死玩活的考量，“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慈禧放出风来说光绪患病了，要探一下“友邦人士”对这事的态度，如果友邦坚决反对光绪换届，则说光绪这病是微恙，让其起死回生；如果友邦支持撤换光绪，则说光绪将不治，让他起生回死。然则，怎么探悉洋人的反应呢？慈禧把此任务交给了荣禄，荣禄搞内斗是绝角，搞外交是抓瞎。接下任务，荣禄就去找李鸿章，“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
　　
　　李鸿章这时节早已下台，一则是背了一身卖国贼骂名，二则也是年岁不饶人，只是闲在家里百无聊赖带孙子，看到荣禄有求而来，喜出望外，献上了利国利己的妙计：“当授我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嘻嘻，李鸿章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跑官要官老病复发，要过足官瘾才死，李鸿章这个官场顽疾，害得也是着实不轻。但大家不能不服李鸿章，他以自己染上的官场病毒来治慈禧天生带上的政治病毒，效果很不错，李鸿章走马上任两江总督，“外宾果来贺”，李鸿章就此打探到：外宾反对慈禧以他人置换光绪。慈禧有啥办法？只得让光绪龙体康愈，带病高调复出。光绪“被生病”一场，也“被复出”一回。
　　
　　光绪一场感冒，清国一场伤风。光绪的感冒，引发了清朝综合症并发！光绪的懦弱无奈，慈禧的霸道独专，百官的见风使舵，荣禄、李鸿章的忠奸难辩，而其领导推举制度之癌变，官场政治斗争之病灶，以及内政外交百病交加，都在光绪这一感冒里面尽情显现，从光绪之“发病”到其“病愈”，暗流涌动，惊涛拍岸，刀光剑影，机关重重。专制制度之感冒伤风，病情何其重也！伤风败俗，社会染上了这“破伤风”，自然败俗，而国家染上了这“破伤风”呢，那就败国了。
　　
　　老实说，李鸿章开的那方子，只是一副止痛药，慈禧吃了这药，清朝暂时止痛，所谓是“内禅之议暂止”；却埋下了更重更深的病毒，慈禧对外国搅和她的好事，咬牙切齿，慈禧对内政从无“改良”，而对外交却是从此“改坏”了，“仇洋之说，由此起矣，遂有庚子之变。”一个“遂”字，揭示了光绪之病与庚子之变之间的逻辑链条与因果关系。其实，清朝所患的这“破伤风”，何止引发了“庚子之变”，更是导致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