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孙悟空，我们终于见面了！”当年，60多岁的万籁鸣含着热泪默念这句话时，没人注意到他内心奔腾起伏的情感。

1961年，这位老人终于触摸到了他半生以来的夙愿：着手《大闹天宫》动画片的绘制。

彼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内热火朝天，厂房宽阔、崭新。每个画师面前都摆着一面镜子，有的画师效法孙悟空与二郎神的那场恶战，凶猛开打;有的学着天上的仙女，翩翩起舞。他们一边端详自己的表情和动作，一边拿捏着在稿纸上画下来。万籁鸣要是不满意，画师们就反复表演那些动作和表情，继续修改画稿。

万籁鸣自己也时常一手拿棍子，一手搭额前，做出向前探望的动作，身手异常矫健。显然，他这是在给画师们示范孙悟空的动作，在引来哄堂大笑的同时，也得到众人的赞扬：“不亚于京剧宗师演员！”

漫画泰斗张光宇为万籁鸣设计了3个孙悟空的造型，但万籁鸣都不太满意。当时年仅25岁的严定宪，重新将孙悟空打扮了一番，反反复复修改了几十次画稿，最终诞生了全新的美猴王：红鸡心脸，绿眉毛，鹅黄上衣，虎皮短裙，红裤黑靴。

“神采奕奕，神勇矫健。”万籁鸣赞叹道。当时的万籁鸣，也暗自进行着蜕变，他正在褪去对西方动画片有意无意的模仿。孙悟空的形象，已经在万籁鸣心中孕育了几十年;此时，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越发浓烈。万籁鸣也很清楚，作为中国动画史上第一部彩色长片，《大闹天宫》需要进一步探索民族化的路径：如何在动作、表情、语言、性格、背景、色彩襯托和烘染，乃至思想内容上，体现中国风格。

这也是共和国一代动画人漫漫求索的真实写照。动画片终究是个受众窄小的艺术领域，然而，一代动画人所凝结的心血，俨然如融入一场大合唱，与所有行业共生、共振。他们无不在各自的领域肩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对民族化的探索。

《大闹天宫》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初，全社会都洋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热情。文艺界同样如此。

此时的万籁鸣，头发已花白，但他还是亲力亲为，没日没夜地打磨剧本，还独自完成了整部电影的分镜头设计。尽管已过耳顺之年，万籁鸣仍感觉不到衰老，他如同获得了新生命一样，干劲充沛地全身心扑在那只猴子身上。

画稿完成后，转战线描室，他同工作人员开始了更为精细严格的工序：将铅笔画稿描绘到透明赛璐珞胶片上，并以颜料着色。人物的每个线条都得丝毫不差，否则成像后就会跳动、模糊。之后进入拍摄阶段，摄影机对准赛璐珞片，一格一格地拍摄。

算下来，《大闹天宫》整部电影的画稿有厚厚的12本，一共7万多页，仅绘制就占去了两年时间。“多么像一栋高层建筑所使用的砖头数。”万籁鸣在回忆录中自述道。孙悟空拔毫毛分身的戏，镜头仅有四五秒，画稿却要100多张。

为了抓住民族文化的精髓，万籁鸣的团队还冒着严寒，走访了各地的园林、庙宇，收集壁画、雕像和建筑方面的素材。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他们被一尊观音的莲花座吸引，临摹了一个立体的浮雕云纹。这也解决了创作团队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先前绘制的云朵有如一团棉花，怎么看都像是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动画。有此浮雕云纹，难题就解决了。

在《大闹天宫》的制作过程中，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正是前文所述的“对镜临摹”。导演万籁鸣要求严格，要把我们民族最习以为常的动作、表情融入动画人物。动画形象是虚构的，但在表情达意上，它们必须像人，而且要像中国人，如此才能贴近民族心灵，引发国人的共鸣。

万籁鸣致力于将猴、人、神三者融合于孙悟空这一形象，因此借鉴了很多民间猴戏，也看了各种京剧选段。而《大闹天宫》中玉皇大帝、太白金星等造型，不仅吸收了民间戏曲元素，还从剪纸、雕刻、手影、木刻、年画等艺术形式中汲取了养分。作品中那恢宏奇幻的背景，则是在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佐以西洋水彩和水粉画技法，创造出逼真、诗意而又光怪陆离的神话氛围。

历经四五年的艰苦创作，20世纪60年代伊始《大闹天宫》诞生，这也是万籁鸣“怀胎”20多年的“孩子”。约20年后，万籁鸣还能清楚地记得试片时的情景：黑暗中，每个人都屏息凝神，他却焦躁不安，直到孙悟空出现在银幕上。那只猴子活生生的，一直在笑，而他一直在流泪。激动的泪、喜悦的泪，自腮边不断滚落，他不停用手帕去擦拭。

“孙悟空，我们终于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