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一个爱书爱乐人的一生

2013年3月26日，江苏南通一户普通民居中，90岁的辛丰年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
　　
　　辛丰年，本名严格。1923年7月15日，严格出生于一个军阀家庭。“那是从四川向上海行军的路上，我祖母坐在晃悠悠的轿子里，而尚在襁褓中的父亲则安然躺在祖母怀里。”严锋告诉记者，这是父亲所拥有的第一个记忆。严格生长在一个大家庭，排行第二的他有一位兄长、五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父亲严春阳是孙传芳的部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上海戒严司令兼上海公安厅长，后又兼任上海卫生局长。北伐军迫近上海前夕，严春阳自行解职，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起了寓公。
　　
　　战争与浪漫
　　
　　1945年4月，严格从南通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乘小船进入苏中解放区，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其实解放区离南通城并不远，但由于封锁，只能绕道上海才能突破封锁线。恰巧此时祖母要父亲和一位姓宋的表兄去上海银行里取些钱补贴家用，父亲把取出来的大部分钱交给表兄带回南通老家，自己则留了一点点作为路费。他跟表兄分别时说要去另谋生路，不回来了。”严锋说，家里人当时就明白父亲要去参加革命，但没有说破。
　　
　　严格到苏中解放区时年仅22岁，先做文化教员，后进文工团。“当教员时，主要是教唱歌，也写剧本。后来在金沙文工团里就什么都做，演员、编剧，还创作革命歌曲。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去当地学校的图书馆里借乐谱。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他喜欢抄谱子，部队要开拔了他就把原谱还给人家。”严锋说，“你想想，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背包里放的是西方交响乐总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行军打仗的间歇，严格喜欢到当地采风。“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就四处寻找当地民歌，请人唱几遍然后把旋律记下来。每次采完风，都会写信和好友章品镇分享，章品镇当时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严锋说，父亲和好友深受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影响，“巴托克高度重视民歌，认为民歌是音乐的灵魂，于是他们当时约定，要把中国的民歌都采一遍”。遗憾的是，严格与章品镇在这一时期往来的大量信件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慎遗失。
　　
　　从海安到盐城，从苏州到杭州，从厦门到福州，严格随军走到哪里，就将音乐追寻到哪里。“这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严锋说，“但其实，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中，也并不缺乏浪漫和风雅。”
　　
　　山雨欲来
　　
　　新中国成立后，严格在福州军区政治部下设的文化部中任干事，后来也当过福州军区军报《解放前线》的副主编。“从1950年—1966年，这应该是父亲一生中比较安稳平静的一段时光。当时还有一定的自由度，比如听古典音乐在当时并没有被禁止，还有学英语。”严锋说，父亲很久以前就想学英语，希望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但实际上政治压力还是存在，父亲学英语时就很怕别人知道，而对于听古典音乐，领导也曾经旁敲侧击提醒他要注意影响”。
　　
　　由于是部队干部，严格在“文革”前的工资待遇颇丰。“父亲结婚前钱还真不少，一个月的工资是140块。”严锋说，“除了买书、买唱片和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剩余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接济亲戚和朋友了，当时受过他接济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
　　
　　严格的妻子是江苏常熟人。“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跟小姐妹一起去上海打工，她知道要有文化才能在上海找到好工作，于是一边上班一边上夜校自学文化。”严锋回忆，“母亲是上海制药厂的工人，随着工厂整体搬迁到福州，经熟人介绍与父亲相识并结婚。”随后，长子严锋、次子严锐先后于1964年、1968年降生，严格一下子成为一个四口之家的一家之主。
　　
　　“文革”开始后，严格因“混入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他从福州被押往江西住“牛棚”，1970年被发配回老家南通劳动改造。“母亲想把福州的工作辞掉，带着我们兄弟两个去南通陪我父亲。”严锋感慨，“在‘文革’中，丈夫出了事，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是要和丈夫划清界限的，甚至还有告密揭发的。而母亲却没有此举，父母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不幸的是，母亲此时却生了重病。“她只能把我和弟弟从福州送到常熟乡下，托亲戚代为照顾。”严锋尤其记得，这一路上，母亲抱着1岁的弟弟，牵着5岁的自己，还要照看所有行李，在福州到上海的火车上坐了整整三天三夜。
　　
　　然而这个约定却再也没有实现，1971年妻子在上海病逝，严格终身未再娶。为了不让年幼的孩子忘记母亲，严格坚持和孩子们讲上海话，以这种方式缅怀亡妻。从上海吊丧回来，严格把7岁的严锋带回了南通。由于无法同时照顾好两个孩子，3岁的严锐仍然在常熟跟着姨妈生活，直到平反后，父子三人才真正团聚。
　　
　　虔诚乐迷
　　
　　严格有过两次平反，第一次是林彪事件后的部分平反。1973年，两个军人来到砖瓦厂，宣布恢复严格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
　　
　　到1975年，彻底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等到了彻底平反，复员改成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在附近大一点的城市里安排一个工作。但当组织上征询父亲意见的时候，他却主动提出退休，当时他才50岁刚出头。想把‘文革’中失去的看书听音乐的时间补回来，这当然是父亲主动要求提前退休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政治、对官场已经厌倦和心灰意冷了。”
　　
　　按照当时规定，以严格的级别一般会分配一套三室带厨房卫生间的房子。此后20年里，无论周围邻居的住房条件如何飞速进步，一家人从1976年—1995年就一直住在这两间卧室和书房混用的小屋里。
　　
　　退休手续一办完，严格就一头扎进了古典音乐的世界。他是古典音乐的“原教旨主义”派，特别喜欢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不喜欢现代派和先锋音乐。朋友告诉严格，韩国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播放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为此，严格特地买了一个当时最高品质的海燕收音机。
　　
　　两年后，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严格在老朋友家听过一次后，辗转托人买来了一台夏普AP9292。严锋记得，收录机运到家里的那天晚上，父亲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
　　
　　沉浸在音乐世界里的严格，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并将英文的交响乐一词“symphony”音译为“辛丰年”作为笔名。80年代中期，好友章品镇建议辛丰年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后来推荐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本小册子后来成为爱乐群体搜求的宝贝。在出版过程中，辛丰年结识了《读书》的编辑赵丽雅，因此机缘，辛丰年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门外谈乐”专栏。
　　
　　杂食书虫
　　
　　严晓星仍然清晰地记得辛丰年旧所的摆设。“那是两间朝南的小屋子，其中一间是老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另一间住着他的小儿子和儿媳。他的房间里靠墙摆放着一张床，有一张书桌，西面的墙上有三排铁架子，东面墙壁前放着柜子，里面装满了书。”严晓星说，辛丰年是高度近视，“他和你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的，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他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
　　
　　辛丰年后来从老房子搬到现在住的新房子里，面积变大了，但并没有多余的房间作为书房，因而在搬家时只能保留大概200多本书。最终，几千本书有一部分让儿子严锋带走，塞进他那早已塞满了书的车库，另一部分则分赠友好，“他们是和我有共同语言的爱书人，但并非藏而不看的藏书家”。
　　
　　晚年的辛丰年，每天早上4时许起床，晚上20时睡觉。他曾经说：“我现在很少听音乐，时间全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他的视力越来越差，看书有些吃力，“所以不得已忍痛戒掉音乐，在自己眼睛还没有瞎之前，能抢时间多看一点书”。
　　
　　在辛丰年的葬礼上，播放的是老先生钟爱的德沃夏克《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严锋在悼词中说：“父亲一生忠厚老实，善良正直，在艰难卓绝中把我和弟弟带大。他参加革命不是出于投机，而是想奉献社会，他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失去对世界的信念。父亲毕生都在追求大爱大美，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