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去，无人喝彩又如何
“黄作家，你的文章发表了吗?”
六年前，厂里的许多同事都用这句话开我的玩笑。1991年高中毕业后，年仅17岁的我就独自一人来到了广东惠州市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但我从没忘记在学校读书时老师对我的鼓励，仍然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作家。于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强忍着腰酸腿痛，坚持在昏暗的灯光下写诗、写小说、写打工的感受并把许多稿件寄给报社。遗憾的是，稿件常常被报社退回来，弄得我很难堪。不知何时，工友们开始戏谑地唤我“作家”，厂里的喇叭上常常飘着收发员的声音:“黄作家，快来收发室拿你的信……”
我总是恹恹地看着收发员从邮箱里拿出一大叠退稿信，然后就听他尖酸地对我说:“黄作家，你的文章是不会发表的。你也不想想，全国那么多名作家、大记者，报纸和杂志怎么会发表你一个打工仔的文章呢?”
屈辱的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回到宿舍，我坐在自己那张破旧的“书桌”前长时间地沉默。一位和我要好的重庆老乡叹口气，劝我说:“阿斌，认命吧!啥作家不作家，咱打工仔注定成不了文人，还是好好地干活吧!”
我执拗地摇了摇头:“不，中国那么多报纸杂志，文章都是人写的，我咋就不行?”
我把那些退稿信塞进抽屉，又坚持写作。在车间劳动小憩时，我常常从怀里掏出一本书，孤单地远离人群，一手拿书，一手握笔。开工时，工友们就很自然地喊:“黄作家，别啃了，开工了!”
从车间收工回宿舍的路上，我手里仍捧着一本书在读，我的大脑整天都在琢磨别人的文章是如何写的，自己也该如何写。有一次，我正读得入迷，一头碰在墙角上，脑袋上起了个大大的包。我还曾跌入路旁的水沟，湿了半身衣服。有的工友跟在我后面，偷偷地看我如何出“洋相”，当他们如愿以偿时，四周就响起一阵肆无忌惮的哄笑声。
天长日久，我的心渐渐麻木了，任何人都可以起我的哄:“作家作家你别笑，你的文章呱呱叫!”
1992年的春天，我听到了打工生涯里第一句鼓励我写作的话。3月的一天，我们厂要赶一批产品，加班加到深夜，浑身酸痛得要命。下班后，我依旧在灯光下翻阅着从办公室借来的一大叠报刊，一直读到天亮。第二天上午，我的头脑昏昏沉沉的，干活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这时，恰好总经理到我们车间检查工作，他把半睡半醒的我带到经理室，问明了原由，然后翻展了我的右手。因为连日的加班，我的右手手掌早磨起了一层茧子，手指根部还鼓起了一个血泡。但最让经理惊讶的是:我的大拇指、食指、中指，因长期握笔，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我忐忑不安地低下头去，等着经理的怒斥。哪知他并没有责怪我，反而轻拍着我的肩膀，说:“黄作家，好好干，总有一天你会成为真正的作家的。至少，你不会同流水线打一辈子交道!”
一句话就使我的泪水流了出来:“经理，您说，我真能成为作家吗?”
经理认真地说:“怎么不能?我年轻时也是一个穷打工仔，没有任何人相信我能当老板，可是我不信那个邪，苦拼了十多年，终于开起了自己的公司……”
中午，经理向全体工友宣布:“黄斌从现在起调到经理室工作，薪水加两级。”那一瞬间，我干涸的心田洒下一片甘霖。不为环境的改变，而为终于有人能够理解自己。
在经理室，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对写作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我把更多的稿件寄出去然后盼望着成功的那一天，然而，我收到的仍然是退稿信。我只能沮丧地把退稿信默默地收藏起来，继续努力。
半年后，因为国内电子行业不景气，经理决定改变投资途径，厂里的工人纷纷解散。于是，我离开了电子厂，应聘到了市郊一所小学任教。
在学校里，我依旧初衷不改，笔耕不辍，每晚都是最后一个熄灯的人。很快，“黄作家”这个戏谑的称号又传遍了全校。
1993年11月，当寒冬来临时，我遭受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歧视。那天早晨，我正领着学生晨读，在孩子们咿咿呀呀背诵课文的当儿，有外班的学生进来，塞给我一封信。信封绉绉巴巴，是《惠州日报》社寄来的，我从信封中抽出一页在便笺上写的信:“黄斌同志，你寄来的《笑对生活》一文，我们准备发表，望继续努力!”
呀!我的文章要发表了，喜出望外的我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一个箭步冲出门一个挨一个串遍了所有的教室。我向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展示了《惠州日报》社的那封信，我身后跟着一群欢腾的学生，他们叽叽喳喳地议论:“黄老师的文章发表了……”“黄老师早就盼着这一天啦……”
我欣喜若狂，心怦怦地跳；我的泪水哗哗地流，我的手在激动地颤抖……
在我的学生们为我欢呼的同时，几位同事却显得很冷静。片刻之后，教五年级语文的张老师扯住我的衣袖，充满歉意地说:“黄老师，请你别生气，《惠州日报》社的那封信是我编造出来的，它原本是封退稿信!”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退稿。原来，几位同事把我的退稿信打开后，伪造了一张稿件录用通知书，取代了我的退稿，同我开了一个玩笑。这一幕，直到几年后的今天，仍深深刺痛我的心。
当时，我真是如当头挨了一捧，浑身无力地瘫倒在教室的讲台上。我耳边仿佛又响起工友们的哄笑声:“黄作家，你的文章发表了吗?”
一个月以后，1994年的元旦，《中国青年报》“人生”副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散文。我的一位同事激动地在报纸上发现了，顿时，全校轰动。
当同事们纷纷向我祝贺的同时，不知怎地，我却出奇地冷静。我告诉他们:那种欣喜，早在一个月前被你们开玩笑时，我就已经品尝过了，如今，文章真的发表了，我却反倒没有欣喜若狂的感觉了。我还说，其实我早就明白自己的文章会发表的，只是在事实到来之前，我被人歧视得太厉害了，所以我只能让事实告诉你们。同事们静静地听着，谁也没说话。
此后不久，我便回到久别的故乡，继续开始了求学之旅。
也许真是“万事开头难”吧!自那以后，我先后在《诗刊》、《散文》、《中国青年》、《青年作家》等数十家报刊发表了30多万字的作品。1996年岁末，大学刚毕业的我，还在实习期间即被重庆一家报社借调去任编辑。
我的天资并不特别聪颖，勤奋与刻苦是我成功的最大资本。回想起自己的坎坷经历，我常常想:人生最难忍受的不是贫穷困苦，不是失败跌倒，更不是肉体上的伤痛；人生中最让人痛苦的是歧视。一个人，无论是搞写作还是做其他事情，在你成功之前，往往会遭受到别人的歧视，往往会处于“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这时，你必须承认失败，然后在“无人喝彩”的境况下，在别人歧视的目光中，挺直腰杆，自强不息地坚持下去。
时至今日，许多年轻的朋友羡慕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却很少有人知道我那段鲜为人知的打工生涯和那痴情不悔的“作家梦”。如今我把这段故事讲给更多的朋友，但愿它能对大家有一些裨益。假如有一天我真正成了作家，我真要感谢几年来的打工生活的磨砺，感谢自己所遭受到的种种歧视，感谢曾经给过我鼓励的经理和给我编造稿件录用通知单的张老师等人。我感到:酸甜苦辣咸，都是我们人生中丰富的营养，我经历的那种歧视和失败，原来是一笔珍贵的人生财富，它每时每刻都激起我心灵深处最坚强的力量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