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往事的散文随笔

1976年冬，我当时还是定襄城关公社的通讯员。这一年，我们公社新换了一位书记，叫梁玉明。他体格硕壮，前额宽阔，两腮饱满，满脸烙腮胡，说话斩钉截铁，走路两腿生风。说实话，当时公社的人都有点怕他。

当时我刚结了婚，女人没有工作，我作为公社补贴人员，每月只挣二十五元，另加十个大寨工，每个工五、六毛钱，两项加起来也只有三十元，成了家的人，深感生存压力甚重，多么想让女人有个工作呀！可我既衙门没人，也无钱去活动。怎么办呢？我听同道河边公社的薄圣亮说：梁书记非常关心下边的人，但你得把工作做好。做好工作，这我不愁，我对写作打心里爱，干多少我也有兴趣，再加之我当时才二十七岁，正是精力旺盛时期。我紧密配合新党委的工作，通讯报道工作搞得很突出，梁书记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我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女人的工作问题，书记答应有机会一定照顾。

机会来了，听说县里某单位给城关拨了指标，我又去找书记，书记说，已经给你女人所在村拨下去了，你赶紧去找大队支书吧！我找到支书，他说不行了，下午刚开了支委会，这次已定了他妹。我返回公社，向书记作了汇报，老梁说：你再去对他说，他是支书，甚时也不愁照顾，让他这次把指标让给你。我又跑去把话搬给村支书，支书听上级的话，让了。我填好用工协议表，公社党委秘书去送，谁知用人单位拒不接受，顶了回来。我心急如火又没有办法，原来用人单位的领导这次是想让他的亲戚去，故顶住不要。将要成功的好事顿时陷入僵局，我愁得快崩溃啦！这时，地区宣传部通知我去代县参加全区的通讯工作会，我想去，可这事正在节骨眼上，我把心里话向梁书记交了底，老梁说：“你在也不顶事，放心开你的会去吧！”我只好去代县开会。

七天后，我抱着地区奖给我们公社通讯报道先进单位的大镜框，坐在回家的汽车上，心里想，那事也不知怎样啦？回到公社，院里没人，回到家里，家里也没人，（由于常加班，我和妻子临时住我办公室）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吹了，那事肯定吹了。我女人肯定是回了娘家……

下午六时十分，我女人满面春风推门进来，我问那件事，她说办啦，我问咋办成的.，她说梁书记亲自去送的表，说这次我们这个人必须收下，后来那单位领导也就松了口，我已上班啦！妻子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我的心情好长时间也难以平静……

尽管我女人在那个单位只干了一年，后来因各种原因弄丢了，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件事。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协议工指标是非常金贵的，连我身边的好多人都说我要办成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地位是挖地三尺都找不见的“小员”，经济上我一贫如洗，无礼可送。可我居然办成了，是因为我遇上了一个好书记！

随着年龄的增加，使我对生途上帮过我的人有一颗永不消减的感恩心，屈指算来，梁玉明先生如今已近八十，祝愿老领导梁玉明先生贵体康泰，晚年幸福！

如今，听说工作指标也已市场化，连大学生毕业分配都看人（是不是有硬后台），是不是礼金送得丰厚（钱），这样的书记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