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小脚姨妈的故事长大随笔散文
如今我已年近花甲，
很快就要退休在家，
女儿们已经工作，
孙辈也在一天天长大，
但我却更加想念早已故去的妈妈。
我在睡梦中常常梦见她，
梦醒后眼中总涌满泪花。
每次梦见妈妈都有说不完的话，
她像小时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
我甭提有多幸福啦。
妈妈一生没有文化，
但我听着她的故事长大。
要我们重德、重义、重文化，
要我们讲勤、讲俭、不奢华。
妈妈不仅这样嘱咐我们，
她也言传身教不说空话。
是妈妈给我们姐弟四人缝衣做鞋补线袜，
是妈妈和爸爸苦渡一生撑着这个家。
妈妈虽然身材矮小，
但她吃苦耐劳的劲头比谁都大。
想起妈妈，我最难忘的是她的一双小脚，
那双小脚曾是我最大的牵挂。
可是，就是凭着这双小脚，
她曾经连续几个月为了给弟弟看病扎针，
从我村步行到公社医院一次都不落。
还是凭着这双小脚，
每到周末她都要步行到汽车站接哥哥下班回家。
妈妈常说的话，
要真正成为通情达理的好人家。
妈妈疼爱儿女，
儿女想念妈妈，
永远的亲情，
永远的牵挂。
在儿女的心目中，
妈妈永远是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
女人缠足就是一种致残，走不了路怎么能下地劳动，约束了女人的自食其力的能力，只有依赖丈夫，这是男人统治女人的一种表现。
现代女人尝试各种整容，隆鼻隆胸，削脸抽脂，不也是一种审美观？整容对身体的负面影响，不逊于缠足，只是用所谓的文明方式重复着昔日对身体的约束，继续为时尚疯狂。
在缠足和放足的拉锯战中，缠足人口最终大幅减少；并不是说缠足变成违法了，只是因为它被认为过时了，当缠足失去文化上的尊荣与体面，其实已经死亡了，一个新的时尚潮流将代替过时的缠足。
每个朝代都有流行的缠足样式，正如现代女孩子定期换个发型一样。就像隋唐女性以丰腴、高耸发髻、半露内衣为美，宋代女性以清雅、内秀、小脚为美，诗词所谓“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的就是这种充满想象力的步态美，也影响着后人对美的认知。
人大博士马国栋认为，女人裹脚是满足男性病态的审美观，形成以丑为美之风。但著有《缠足》的美国学者高彦颐不这么认为。她说，对女性身体审美观的变化，永远脱离不了社会和社会人的评判，特别是女性心甘情愿主动参与。
现在农村还有寥寥无几的缠足老女人，她们多数已过耄耋，有的已至期颐，基本上是靠坐在蒲团上向前爬行，走1米的距离，要花上几分钟；有的一辈子从没出进过县城，有的甚至没有出过村；有的.甚至从没离过家。
她们回忆往昔的缠足，残酷时摇头叹息，悲伤时掩面而泣，满足时静静陶醉。
大姨6岁时被婆婆抱来当童养媳，8岁时，在她缠脚的数月后，脚趾和脚后跟开始溃烂流脓，婆婆嘴里念叨着“不烂不小，越烂越好”，把咸菜叶贴在她脚上，说可以防止发炎。
她害怕婆婆责骂，晚上脚疼得再厉害却不敢哭出声，只咬着被子偷偷呜呜哼着。裹脚布被缠得复杂，缝得结实，她几次想找剪刀拆开裹脚布，却怎么也找不到剪刀。
成家以后，以为有了丈夫可以依靠，不料38岁那年，丈夫因病去世，养活3个孩子的重担压到了她肩上。那时，大儿子10岁，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3岁。邻居都劝她把两个女儿送人，可她舍不得。
单干时期，我的大姨曾跪着在野外割猪草，种庄稼，坚强地养活着三个孩子。昔日的小脚，曾让年轻时的她收获了爱情，但也让她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至今她都没能走到山上丈夫的坟前，一诉思念之情。
入了公社后在生产队，缠着小脚的大姨，没法下地干体力活，只能在生产队的打粮场上坐着蒲团干一些剥玉米切谷穗之类的活。大姨每条裤子的膝盖处总最先上补丁，她这辈子什么罪都受了。印象里，大姨的膝盖和腿上全是厚厚的老茧，用手一揭，就掉下一个硬壳。本该长在脚底的老茧，却长在膝盖上，为了养活一家人，她跪着走出全家的生路。
大表姐回忆，大姨夫去世后，她的妈妈要独自去野外割草生火做饭，割草时小脚蹲不稳，就蒲团在膝盖下，割完这处再爬到别处割，膝盖跪疼了，就坐在地上。一袋子草有60多斤，她半拖半抱地把袋子搬回家。由于长年累月跪着干活，让她的膝盖落下毛病，天气稍有变化，膝盖就会钻心的疼。大姨围着家转了一辈子，以前围着家里生计转，现在围着家里几平方的屋子转。
后来我看到村上那一双双的小脚，才感到如此强烈的震撼！即使绣花鞋漂亮，藏在鞋里的小脚其实不好看，脚掌都畸形了，走路都摇来晃去，可怕，太可怕了。后来大姨老了经常在我家炕上给我讲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母亲的那双小脚。在村人和同学的嘲笑声中，我和母亲都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卑。孩提时，我会跟母亲去外婆家，走五六公里的路，母亲要停下歇十来次，路过一座独木桥，小脚的母亲不敢走，只能爬过去。外婆家比我们家富裕，当年外公是靠是做头发网子生意发家的，他走街串巷收购长头发，再发放到那些有缠足的家中，让那些因为正在缠脚出不了门的姑娘们手工编织女人用的头发网子，县城里有人收购。母亲说“4岁那年，你外婆就要给我绑脚，外公很心疼，看得眼泪直掉。谁叫我们是有钱人。越是有钱的人家越是要给女儿缠足。”母亲健在时，每每被追问，都感叹不已，那时找婆家得找媒人，找媒人得先看鞋样大小。母亲的脚还没有缠到成功的程度，外公看母亲太受罪就让外婆停止给母亲缠足了，结果就成了一双不够标准的小脚。
后来我母亲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有钱的人家，那个男人上学多，在省城开汽车，和妈妈有了一个女儿后就离婚了，他又娶了一个没有缠足的女人。母亲带着我大姐嫁给了我的父亲，后来生了我们弟兄三个。我是老二，从小听着母亲讲的故事，唱着大姨教的歌谣长大的。
每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剥玉米或者剥花生时，母亲就给我们讲那些鬼神故事，我记在心里，直到到现在还能讲出来。我上学后很喜欢作文课，尤其是写记叙文，每到星期五就盼着语文老师讲评的时候念我的作文。到了高中，我的作文由学校推荐到县广播站，有线广播家家有，村上的人们总是给我母亲报喜：“你家二孩的文章又在喇叭里广播了”。母亲总是说：“我早就听到了。”
后来我在公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战山河”指挥部做宣传工作，因为是“一支笔”和那些水粉宣传画被征兵的部队首长选中当了兵，在师后勤部营房科做设计工作，经常写稿投到前卫报，后来到地方做家纺设计，经常给烟台报、山东民兵写报道。这几年有了电脑和网站，起点中文、故事中国……文章四处发，故事满天飞，直到加入江山才算找到了真正的家。回想起来，我那小脚大姨和母亲是我文学写作的启蒙老师，我衷心的谢谢已经在天堂的大姨和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