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家的散文随笔
又是一年春节到，在深圳工作的很多打工族或上班族，已经踏上回家的路。他们还回来吗？下一站在哪里？在昨晚一年一度的同乡年会上，有相当部分乡邻、故旧打算回去后不再返深。其实，这一现象在几年前的同乡会上就凸显出来了。据有关部门统计，深圳常住人口首次减少是在2010年，那时就减少了六七万人，而农民工“早退”的现象早已经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重视。
一年一度的年会，比往年显得冷静，在诸多的同乡中，有相当部分是从未谋面。在年会相聚时所涉及的各种事情和现象很多，但较为集中的还是春节回家，回去之后还来不来等等。这些老乡当中，年长的皆为深圳的“老资格”，而且多数是在上个世纪末，今个世纪初来深的打工仔。比如来自南山、坂田、龙城和光明等地的三四十人都明确表示已经辞去了工作，春节后不想再回来咯，主要理由是工资低、工作条件不理想及消费太高等。虽然有四五十人表明节后还会返深，但深圳的高消费让他们咂舌，若吃住方面没有尽力节俭，很难有存款。
这些愿意回来的人群多数都是迫于无奈：出来时间长的有二十多年，少则六七年或者十来年，回去吧，重起炉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打锣自家，打鼓自家也很难。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孩子在深圳上学的家庭，他们都站在十字路口上，上下为难，进出维艰。
这些天，我们几个好管闲事的长者去了一趟“宝龙”。那里是龙岗著名的工业区，从一些底层人群的闲谈中也了解到，他们为了节省消费开支，生活窘迫，在九层的出租屋住进近四五百人，10多平方米的房屋挤住着七八个人那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人群中不想再回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生活成本太高。据相关部门公布的2012年全球生活费最贵城市排行榜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深圳与广州均列前50名，深圳排位第30位，相比2011年攀升到了第13位，生活成本首次超过纽约。
陈华清是1990年来深的，二十几年来一家五口一直居住在城中村的一间40平米的出租房里，孩子大学快毕业了，回来之后还不知道住在哪里。一个年届80的老母亲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直就睡在客厅一侧的过道里。两口子每月的收入看来也不菲，可两口子这六七千元付了房租、水电、燃气和管理费等也就还有区区不到三千元，一家老小正常的生活支出人均还不到七百元，还没有算进还在上大学的儿子的开支。可见这些“贫民窟”的打工族和上班族有多难。
在同乐村我们看到，有一栋高楼的架空层只有十几平方米，而在这里却居住了四户十余口人，可谓是人挤人。福田、罗湖、平湖等区域，由架空层改造而成的房屋多的古怪，它们地势低洼，房间狭小，光线昏暗，透气性极差。这些架空层里居住的皆为小区的保安员，餐馆、饭店的洗菜工和清洁工。在罗湖一小区内的架空层里有五张上下铺铁床依次摆放，每个床头挂有布帘，帘子后面就是一家人住所。可是他们好似已经习惯了，其中有一位来自崇义的老乡告诉我，他来这里三年了，一直就这样居住着，打工仔的生活都很一般，有的还很难，但无论难易，很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陈清华的老母亲从最后一孙女上了小学开始就一直在外面捡废品，无论儿媳怎么劝阻她老人家都不听，按照她老人家的说法就是靠捡点废品补贴家用，多多少少也能帮轻点身负重任的儿子和儿媳。从前年开始，老人在老家农村能每月享受到政府给的一百块钱生活补贴，这笔钱到了年底，在家的大儿子就会悉数寄来，老人家同样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全部给了还在念大学的大孙子。老人家的精神可钦可敬。
前天，年届六十岁的林泉工端着饭碗正在吃饭，菜是中午剩的猪肉炖萝卜。其妻杨爱莲在附近的隆鑫花园做清洁工，每天早上5时起床，打扫各自负责区域卫生，送到垃圾处理站处理。中午12时，回家做饭，下午2时继续上班，搞完卫生差不多天黑。在农贸市场的菜摊买把剩余的青菜，回家做饭。相比上午的价格，每斤便宜了差不多一块钱，每天就像机器人一样的周而复始，跟家乡农忙时节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天监小区做清洁工的杜文少老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很少回赣南大余的老家。他说：“因为太远，已经整整十年的春节没有回去过。过年了，其实我也很想回家。”他掰着指头数了数说，平时回一趟车费二百多元，春节到了就翻倍，回家成本太高。夫妻俩省吃俭用供儿子读到大学毕业，今年在县里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儿子这四年的大学生活花费他15多万元。接下来，儿子娶媳妇至少也要10多万元吧。三年前，杜文少老人做清洁工时每月工资1300元，现在涨到1900元。额外微薄收入靠在垃圾桶翻出的纸皮塑料瓶等废品，以及去小区的业主家做钟点工打扫卫生。
住在这里的清洁工唐亮星，笑眯眯的正好下班回来，依照平日的习惯，他下班后就会去分拣今天捡来的废品，一般是每周的一天的休息日，他就会将这些天积攒的纸皮、纸壳和塑料瓶等送去附近的回收站卖了。今天送去的一三轮车卖了约40块钱。我路过他居住的一个废弃了的花工工具间的“家”时，他老伴正在挑拣今天刚捡回来的废品。看见我的到来，她立即起身，先问我说：“叶先生准备回去过年吗？”。
不了，我家母亲都过来了。今年就在深圳过个温暖而吉祥的新年吧。
进门处是唐亮星夫妇的床，紧挨的并排一张上下铺铁床，是他与妻子孙丽芳的窝。孙丽芳在小区隔壁的多福源网球场做清洁工，没有老公那么累，每月1600元。忙完工作，她通常会为老公打打帮手。晚饭，同样是中午的剩菜，豆角烧肉和一盆青菜汤。炖在电饭煲的菜热了，唐亮星从床头玻璃酒坛倒出一杯草药泡的酒，微闭着眼，很享受呷了一小口说：“先生也来一杯吧。这是咱们老家所特有的山荆棘泡的哦，祛风湿，壮腰板的。”
“谢谢您，我不会喝酒，再说您这酒的度数也是太高了，我适应不了哦。”
“劳累了一天，只有此刻最开心，就着剩菜喝杯小酒，一天的劳顿即刻消融，然后冲个热水澡，然后操起二胡拉上两曲，实在无聊时还可以打开电视“凑热闹”其实幸福有时就是这样简单明了。”老唐闲得很轻松也很快乐地边喝边说笑。
他告诉我，这酒是在是龙东农贸市场批发而来的，一坛10斤的高粱酒，才三四十元，能喝上两个月，这也是他一年到头最大的一笔生活开销。
孙丽芳等老伴把约一两的小酒喝完，碗里只剩下点快要见底的汤汁，倒入一碗米饭搅拌搅拌，将就着全都吃了。
孙丽芳说：“老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按照我们老家的说法就是‘穷人不屑多，有了两碗米饭就会唱歌。她还告诉我，还是一个很节俭的男人，除了嗜好两杯小酒，别的开支总是精打细算。这些天他注意到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些党政部门和社会团体铺张浪费的新闻，他看后，非常气愤地说：‘党中央早就该管管这些吃着国家皇粮不心痛，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员了！’我也常常奉劝这个东西，什么都可以节省，但吃饭一定要吃饱来，我们做工的，靠的就是两碗米饭来来支撑，不吃饱哪来的力气呀？”
他们夫妇给我的感觉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纯朴。作为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汗腺里渗出的是最为清新的汗，血液里流淌的才是最为纯净的血。
几家清洁工的生活轨迹基本一致，每月工资1900元，一年中只有春节有50元红包，工服是保洁公司发的，平时穿的衣服多数是业主送的，或者业主不要被丢弃的。吃的菜，是农贸市场和路边买的收摊货。初算账，每家生活费每月五六百元，最贵是煤气费，一罐15公斤要120元，有时候还涨到130元，节约点能用两个月有余。水电费平摊，每家40元左右。吃收摊的青菜，买最差的米，喝最低廉的酒，反正好点东西买不起，他们也不会去关注。
“都大把年纪，有口饭吃就不错。在山区老家时这么辛苦也都过来了，相比之下这里似乎比老家好多了。若在老家，一个月哪能拿到2000块钱，更况且我们那里人多田少，地里产出不够吃呢。当然，目前的这份清洁工作与我而言，工资能再高点就好，渐渐地在银行存款能多些，毕竟年纪大，得事先攒笔养老金。”老唐好像感觉还不错地说，
今年66岁的王天彪在小区住了数年，爱好书法和水墨画，经常与清洁工聊天，变得熟络，他很喜欢走近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会时不时地为他们写写画画，适逢节假日时在各个小区巡展，他要告诉人们小小的清洁工，内心有着大世界。他告诉我，当他第一次走进这间房屋，让他震惊的是条件如此简陋，“每天经过，居然不知道这里还有间房，住着清洁工”。其中，唐亮星夫妇床边还有张横放着的上下铺铁床，已经20岁出头的儿子与他们一起住，儿子在中心城电子世界给人送货，月收入也就只有2000多元。
起初，清洁工们不愿被写被画，在他们认为，自己形象不好看，“有啥好画的，我们就懂得扫地。”老唐笑言。上半年老唐要我去“跟踪”他们，一起为他们写点什么，画点什么，为此我们诚然没少花功夫，曾在去年的“五一”和国庆等节日展示过他们的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他们也曾为我们如此重视他们这些扫地的而很感动。相关稿件被王天彪配上了照片，在各个小区展出之后，还被当地各大媒体竞相报道，闻讯，他们很惊喜：“我们就是扫地的，还上了电视新闻，登上了电脑。”王天彪说：“清洁工很难收到人们的尊重，其原因就是这些在底层的人很难被人发现，即便是发现了，谁愿意为这些‘毫无价值’的清洁工人去费口舌？”，然而，真实能够反映出底层群体生活的正是他们，他们才是这个花花世界里最可爱的人。
我在深圳在的部分街道和社区做过底层人群生活成本的考察，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所走访的老乡不计其数，尤其是那些还处在城市最底层的老乡们，有许多故事值得我去咀嚼、去回眸、去品味。就以深圳最中心的福田区为例：
在福田中心区我所到过的范围东起皇岗路、西至新洲路、南到滨河大道、北至北环路。总用地面积为10平方公里左右。这里集中全市最大的市政建筑、最大商务综合体等等，超过70%高档写字楼在此片区。截至2010年2月，福田区共有各类公司企业近4000家，就业人员达到近17万人。多数为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农民工群体，而且多数都是来自山区的乡下农村。在这些人群中，很少有人去还原他们在深圳的生活现状。
在市内（含现在的前海开发区），他们七八人合租一个单间很常见。比如岗厦村，就有这么一群人，白天在福田商业区上班，靠卖苦力，从事低端服务业，晚上“蜗居”在阴暗封闭的出租屋里，拿着微薄的工资，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与生活。
老罗及其爱人张秀凤是从赣南玉都县一闭塞的山乡农村到深圳打工，张大姐本人在福田凤凰大厦做清洁工，月薪1700元。老田是外出做些零散活，为地产、楼盘搞包装等。
夫妇俩在岗厦村东三坊租了10多平方米小单间，最大家具是一张上下铺的床、一台旧电视机，晚上下班后同住一栋楼的老乡们爱聚家里看电视。该楼房子按面积、房间数量不等，租金在700-1500元之间。老罗说，在岗厦村此类单间每月租金至少也得900元，他每月工资两三千元，不得不选择合租，夫妻俩睡下铺，其小舅子睡上铺。虽然简陋拥挤，但夫妇俩很知足，因为他们是整栋楼一间房住人最少的，“楼上一间住七八人很常见，有的住了十几人”。
老徐也是清洁工，他的住处挤着11人，“两房一厅，我是租了一个上下铺的床位，每月三百元左右。”东三坊的三楼一户住着三户，两户姓廖人家与一个单身汉。老廖带着老婆、孩子住一间，陈姓夫妇拥有一张双层上下铺，十几平方米的空间住着六人，而该房屋月租金要1400多元。老廖为住着众多四川打工者的东三坊算了一笔账：平均每户6人，一层楼有8户，一层应该有50人左右，共七层，这栋楼就住着三百五十人。
据介绍，租住在岗厦村的大部分人在福田商务区从事低端服务，有送水工、清洁工、环卫工、餐饮店服务员等，七八人合租一间10多平方米单间很常见。他们一般早上6时起床，没有休息日，就算有也不敢停歇，靠老乡互相介绍帮衬做些零工，赚点零钱。
老廖说：“他们在深圳已经呆了近二十年，是深圳从无到有、从普通到繁华的见证者。以一个打工者身份出入写字楼，有时会被看不起，令他有些伤感！毕竟人家那些公司老板是有钱人，地位高，我们是做苦力的打工仔，这就是贫富差距，谁也改变不了，现在这样，将来亦然。我们现在之所以那么拼，就是希望下一辈不要像我们这样，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下一代。”
老廖等打工者大多数在深圳已经呆了十多年。老廖本人在1991年就抱着赚大钱的想法来到深圳，大钱没有赚到，但已经离不开这座城市，廖先生回忆周围环境的变化时说：“当年深南大道没有开通，也没有这么多的高楼，感觉一眨眼间就建起来了一座现代化城市。”
“几十年很常见，那位大哥在岗厦村建成前就在，岗厦村地基还是他打的。”老廖指着身边的老乡方先生说。
这栋出租屋里来深圳最早的就是他，刚来时候比现在还苦，如今住房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他说：“刚来的时候，还没有莲花山公园，我们都在山上搭建临时工棚睡在山上。”他与老方甚至睡过坟墓。老田至今回忆起心有余悸：“我们把脸涂黑，睡在坟地，或是放骨灰盒搭的棚子里，有人经过就屏住气，不敢动。”老廖接过话说，“现在已经从地上睡到床上，虽然合租，地小人多，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老方的孩子还在上初中，妻子的职责跟老家时候差不多，多数时间是相夫教子，全家人靠就靠老方一个人做广告零工赚钱，每月工资有四五千元，想着给正在念书的孩子更好生活环境，他舍不得离开租金便宜的岗厦村。由于经常要坐车在深圳跑，出入很多高档写字楼，但每次走进写字楼，老方对比自己的生活，时常都有落差感。像老廖、老方这样底层人群曾经希望，能有一天也能像这里高档商务区的白领那样，在高档写字楼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转念一想，又不得不面对现实，需要比较稳定的收入供给孩子，最起码要等妻子也能够上班，才能考虑换份更有前景的工作。
老廖他是准备回去过个年的，尽管还很穷，没有那种驾着小车衣锦还乡，威风凛凛的豪气感，然，老家毕竟是生他养她，常常魂牵梦绕的地方。他说：“我和其他老乡的情况不一样，无论前路车费有多贵，一年就这么一次，这两趟车费还能出得起。在深圳习惯了，如今回家过年就像做客，等过了这个年，我还要回来。尽管在城市底层苦苦挣扎，但全中国只有一个深圳，总有它的魅力所在。”
老方说：“对于楼里人来人往，已经习以为常。每年走的人有多有少，但这些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走的`多，回来的少。因为很多八九十年代就出来打工的人都上了年纪，显得力不从心，‘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说的年青人，而对老人来说，有钱没钱都要回家颐养天年。所以，回去不再回来的人占了多数。当然，新老交替，世上新人赶旧人，人来人往不绝于后，这里的房子永远都不会空着。”
距离春节还有几天，一群围坐在老廖屋子里的打工者没有一个买到了回家的票。“家是一定要回，不管多贵的票。”老方说。而老方夫妇俩没有买票，是去年3月起老板就拖欠老方9000多元工资，他说：“打电话不接或挂掉，找了街道办，投诉到信访部门，没有回应，打零的人很可怜，在这里的人群很难得到所谓的保障”他还说：“像他这样尴尬年龄的人回去老家之后是否返深？有相当部分人还处在茫然中……”
老方说；“不回家的原因是因为老家很山，很远。小小的山村，回去只能种地，每人一亩多的地。他们村子连公路都没有通，生活生产方式几乎还处于刀耕火种。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一年到头不停地劳作，仍然养不活全家，尤其是我们那座山塘决口之后一直就得不到维修，村里常年的干旱，种单季水稻也往往减产，有的根本种救不了，前年才通上电，连电话都打不出，更不要说上网了。”
每年回家，老方很烦恼，亲戚太多，他有姐弟7个，妻子有兄弟姐妹8个，妻子过继给她亲戚，又有多了3个，一轮拜访下来，这一年积蓄就没了。在同一层楼居住的郑小姐也是如此，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她与丈夫离家到深圳，“很多亲戚以为我们在这边打工很风光，不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心酸，每次回家不好意思告诉他们。”
范大姐伸出自己蜡黄色的、满是茧子和粗纹的手说：“回家后不敢把手伸出来给他们看，如今家里人的手比我的手好得多”。但廖先生说：“回家过年，肯定还是要回来的。老家还有两个男孩，按照规矩，每个男孩成家要留给他一栋住房，这是他在深圳工作的动力，别看我们这样，已经比在老家赚得多了。”而老方夫妇俩却感到茫然，好像有点儿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回去之后，还是否再返深。
张贱妹是在彩田村当保姆。她说，虽然在深圳当保姆工资有所上升，但没有什么保障，生病或做家务受伤，治疗费用要自己掏，今年回家过年后不回来了，虽然家里收入低些，但毕竟不用承担意外风险，年纪大了最好别离家太远。
深圳最大规模的家政公司———深圳中嘉家政在福田中心区客户量有近四成，在低端服务行业中保姆、钟点工涨薪幅度较大，如照顾老人孩子的保姆月薪已经从1500元涨到3000元，钟点工从几年前15元/小时涨到30元/小时。但是，家政公司仍然留不住归家心切的保姆，今年深圳保姆荒比往年提前一个月到来。中嘉家政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小梁说，如果不意外，深圳家政公司今年将达到1300多家，家政行业从业人员约45万，由于家政行业薪酬缺乏竞争力，2011年起节后返深保姆锐减，去年深圳家政服务人员减幅在8%-12.6%，预计今年减幅超过去年，将达12.6%—15%。
餐饮企业同样出现招工难。在金中环商务大厦负一楼的美食广场，多个餐厅老板透露，近年服务员工资一直在调整，已经从过去1300元涨到1700元，包吃住，但相比深圳生活成本压力，已经失去吸引力。据了解，2012年4月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深圳常住人口2011年减少7万人，实属首次。
正如我的一位当记者的老乡说的那样，在深圳，农民工“早退”和回家后不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公共服务跟不上。
作为国际化城市的深圳，“农民工早退和迟滞现象”成为劳务专家们热议的话题。在全面分析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早退原因及其对策的建议时，我的老乡说，由于城乡差距存在，农民工进城动力仍然是相当大，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时间。农民工早退是指在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民工进城，但又不能有效保障他们在城市待下去，是导致农民工过早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成因之一。
有专家表示，农民工早退原因很多：首先，农民工与市民存在福利的差距。为什么在城里待不下来？很重要原因就是社保、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户籍制度、福利制度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包括区域间公共服务投入水平的差距等；其次，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受影响。农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初中以下人员占百分之七八十，学历低、缺乏专业知识。第三，近年新农村建设，农业收入提高，部分农民工觉得待在城市不如家乡好。此外，沿海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去年深圳富士康一走，带走几十万人，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解决农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实农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教育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包括产业升级，升级不等于不要劳动制造业。要解决教育市民化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的分级管理，加强义务教育由中央或省级统筹。要改革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允许所有考生在常居地接受教育等等问题，需要当地政府尽快拿出措施以应对之。
正如我的老乡所说的那样，“应继续加大产业转型，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在深圳找到工作，生存下去，让他们有机会获得较好的生活，避免农民工早退和迟滞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工人群实现市民化，这样，既可以延长人口红利，又是改革红利，是最大的内需。提供公共服务，使农民工不再早退，甚至一去不复返，相关政策的出台已经刻不容缓。”
在写完这篇稿件时，耳边忽然听到了家乡闹新春那隐隐约约的鞭炮声。就剩下这么几天了，返乡过年的人们宛似潮水一般涌向车站码头，这些回家的人们各自怀揣着对故乡、对亲人、对未来的向往，期盼来年能脚踏四方，方方得利，更希望新一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能像润物无声的春雨，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
——壬辰年腊月写在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