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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世与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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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避世,是指离世隐居,避免和外界接触的一种生存方式;忍世则不同,它是忍辱负重,规避锋芒,顽强地在尘世之间生活的一种行为。
  
  避世,是因为看不惯或害怕外在的纷争,承受不了生存的压力,没有安全感,忍无可忍,便选择了距离,选择了放下,选择了离开,退隐于平淡却平静的生活,以此“对抗”生活的苦难。在中国古代,避世极为盛行:一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张时彻“逍遥堪避世,从此觅丹梯”,不一而足。
  
  可以说,避世是消极处世的一种体现。陶潜少时有“济天下苍生”之雄心壮志,然东晋王朝极端腐朽,以致陶潜空有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只得在义熙元年(405年)坚决辞去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一职,长期隐居田园。因为果断弃官退隐,才拥有了不朽的万世流芳的文字。鲁迅因此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有关避世,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也说到过:“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的。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在旧时代,人们在失去自由平等权利,遭受各方要挟的情况下,要想好好生存下去,消极避世便成了最好的途径,最佳的选择。
  
  《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一则“避世金马门”的故事。金马门是汉朝宦者官署的大门,门旁有一对铜马。汉武帝时,东方朔任这一官署的郎官,经常在汉武帝身边侍候。由于他见闻广博,又能说会道,而且言语诙谐,汉武帝每次与他谈话,都十分愉快。汉武帝很喜欢他,认为其他几个郎官都不如他,常赐他与自己一同进膳。吃完了饭,东方朔会把桌上剩下的肉食藏在怀里带走,常弄得衣服上油迹斑斑。此外,汉武帝还常常赐他锦帛。每次接受赏赐,东方朔都双手高举过头走出宫去。而这些赏赐之物他也不派别的用场,专门用来娶长安城里美貌的女子为妻。可这些女子没一个能与他过得长久,东方朔总是过了一年,就将之抛弃,另外再娶。他的钱财全部花在这些女子身上,全不当回事。
  
  因行为怪诞,汉武帝身边的郎官们都叫他“狂人”。在一次宴会上,东方朔一边喝酒,一边手舞足蹈。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总是与别人不一样呢?怪不得大家叫你狂人。”东方朔说:“古人避世隐居,是住在深山旷野里的,所谓‘小隐隐于野’。而‘大隐隐于朝’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说着,东方朔放下酒杯,弯下腰,将手按在地上,唱道:“沉沦在俗世啊,避世金马门,既然在宫殿中可以避世保全自己,何必到深山中去住草房啊!”
  
  更多的是忍世。忍世,并不是一味地退让,而是伺机而发。古今成大事者,没有哪一个不是在特定时期受尽屈辱,隐而不发的。他们深深懂得,忍,不是窝囊的体现,而是一种策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法。围棋战术中,有个棋局叫珍珑棋局,白方杀死自己一片棋子,故意舍弃很多棋,黑方还以为白方糊涂。到最后,真相大白,白方非但没输,反倒拥有了海阔天空的回旋之地。
  
  周成王告诫君陈时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意思是必须有忍耐之心,才能办成事情;有宽容之心,道德才能高尚。孔子告诫子路时也说:“喜好争斗必定要受到损伤,一味逞勇一定会导致灭亡。做各种事情的根本态度是:忍让是最好的。”
  
  说到忍,不得不说说这样一则故事:唐朝武则天时的宰相娄师德,待人宽厚有度量。在他的弟弟升任代州刺史准备出发上任时,娄师德对他说:“我不才却担任宰相,而你现在又任刺史,我们都受了国家过多的恩宠,将招人妒忌,你要怎么做才能保全先人的名声?”他的弟弟跪在地上说:“从现在开始,即使有人把唾液吐在我的脸上,我也不说什么,自己把唾液擦干就是了,以免兄长替我担忧。”娄师德却说:“这正是我所忧虑的。别人吐你唾液,就表示他对你生气了。你把唾液擦掉了,表示你厌恶别人的唾液,是抗拒别人的愤怒。所以不要擦,让它自己干,你何不也笑着承受呢?”这就是“唾面自干”的由来,比喻待人忍让、有容人之量。
  
  无独有偶,李宗谔的父亲李昉是宋太宗时的宰相。李宗谔在父亲执政时,为了避嫌疑,远离权势,常常车马俭朴,与贫寒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天,李宗谔在路上遇见父亲的官轿,李昉马前的官员不知道他是本家公子,就严厉呵斥他并侮辱了他。此后,李宗谔每见到这个人,就自己躲了起来,以免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感到惭愧。这是成语“呵辱自隐”的出处。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善良、大忍之心,李宗谔终于成为一代英杰。
  
  “忍一时海阔天空,让三分风轻云淡”,有所忍才能有所成。当然,忍世之人,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知道什么该忍,什么不该忍,忍到哪一步方有个了结,绝不会无原则地逍遥、自在、闲适、散淡,更不会长时间隔着玻璃看天下,抱着世俗沐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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