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中的“历史”：认真你就输了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他们的历史认知往往是从《说唐演义》之类的评书小说开始构建的。那些评书中的经典桥段，在人们脑子里存在了几十年，但这些在街头巷尾、收音机里传播的“历史”，充满了林林总总的错误，实在当不得真。
用不到的银子，吃不起的牛肉
在《水浒传》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好汉们拿银子结账或打赏。鲁智深还没出家时，碰上金老汉父女，就是自己掏五两银子，再找史进要十两银子，接济了他们。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找酒家买酒买肉，用的也是碎银子。事实上，在《水浒传》故事所处的北宋末年，白银还没有成为流通货币。
中国历来是贵金属匮乏的国家，社会上流通的白银少、价值高。在宋朝，白银只有皇帝赏赐大臣或向辽、金、西夏缴纳“岁币”时才用，普通老百姓买东西花的是一枚枚的铜钱、一沓沓的“交子”（纸币）。
到了明朝后期，白银大量从国外涌入，朝廷给官员的俸禄，以及民间买卖、借贷，才开始采用白银结算。《水浒传》是反映北宋题材的话本，却成书于明朝以后，所以在叙事中时常代入作者所处时代的特点：白银货币化。
《水浒传》里还有一个情节：好汉们下馆子，从来不看菜单，张口就是筛几碗酒，再切几斤熟牛肉。读者看了，不免以为在宋朝时，牛肉是随处可见的普通食物。
事实上，牛肉在当时相当昂贵，原因很简单——官府不许杀牛。在农业社会，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西周时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规定。在汉朝，杀牛更是要偿命的，即使你是牛的主人。
汉朝以后，对杀牛的惩罚不再那么严厉了，但牛的主人如果擅自杀牛，在唐朝会判刑一年，在元朝则要杖责一百。杀自己的牛尚且如此，那要是杀了别人家的牛，刑罚当然会更重。在梁山好汉们所处的宋朝，在不是正当防卫的情况下，杀死他人的牛，要处以“决脊杖二十，随处配役一年放”。在唐宋时期，不管这牛是老得拉不动犁了，还是意外瘸了腿，都是不能杀的，只能等牛自然死亡。虽然也有人偷偷杀牛尝鲜，也不可能如《水浒传》里，酒家有如此充足的牛肉供应。
既无“大杀器”，也无“龙头铡”
评书里的皇帝大都是昏庸无道的，比如《杨家将演义》里的宋太宗重用老丈人潘仁美、陷害一门忠烈杨家将。对于这样的昏君，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于是为了满足民间诉求，小说家或说书的，便发明了一种“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大杀器”。最著名的自然是八贤王赵德芳的“打王金锏”和杨家老太君佘赛花的龙头拐杖。
无论是金锏还是龙头拐杖，感觉上是很威风，但实际上谁也没见过这些玩意儿发挥威力，否则八贤王一锏毙了潘仁美，大宋天下不就太平了？奸臣尚且打不得，何况“昏君”？
小说中的此类“杀器”都来自皇帝的赏赐，而现实中的皇帝都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岂有给自己找不痛快之理？有个例子很能说明皇家对这类“大杀器”的看法。慈禧是有名的戏迷，但是她禁止在宫里演《大保国》《打龙袍》《锁五龙》。因为这些戏演的都是忠臣为了国事，手持“神器”冒犯太后、皇上的故事。
再来说说包公的“大杀器”。
看包公戏，大家最期待也最激动的场景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包青天请出“龙头、虎头、狗头”三口铡刀，一声令下，让恶人身首异处。这个画面确实大快人心，但包大人要是真敢这么做，估计很快就要被撤职查办了。在真正的历史中，无论铡刀，还是死刑立即执行，都是子虚乌有。
中国在秦汉时期就有死刑复核制度的萌芽，到了包拯所处的北宋年间，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复核机制。在宋朝，死刑判决大都要上报提刑司、刑部或审刑院核准，然后才能执行。一个犯人即使被核准了死刑，也不能立即执行。唐宋年间，死刑不在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等日子执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电视上总看到“午时三刻处斩”的桥段，这也与历史不合，唐宋时处决犯人通常是在黄昏时分。
现代人讲程序、讲正义，古时候何尝不是？包青天再英明神武，也会有一时糊涂、办错案子的时候。要是没有一个复核的程序，或不给犯人鸣冤的机会，即使包青天，怕也免不了制造出几起冤案来。
程咬金：走出名门成“福将”
所谓“福将”，顾名思义，就是在战场上福星高照、总能化险为夷的大将。这种人常以喜剧形象出现，他们虽非主角，却能给读者留下最深的印象。福将的代表性人物是程咬金、牛皋、孟良和焦赞。
仔细分析，几乎每部演义评书里都有福将存在。福将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相貌却是“千人一面”。他们都是身材高大，相貌丑陋，胆大心细，还有一身忠肝义胆。而且不同评书里的福将有互相抄袭之嫌，比如《明英烈》里的胡大海和程咬金是何其相似。
福将能有今时今日的面目，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大名鼎鼎的程咬金为例，他本出身世家大族——自曾祖起，历代都在北齐为官。到了《说唐演义》故事里，程咬金虽然是世家出身，但家世没落，成了和寡母相依为命的私盐贩子。程咬金被彻底改变身份是在明末清初，在晚明的《隋史遗文》、康熙年间的《隋唐演义》里，程咬金开始改头换面。民间艺人包装出了一位混世魔王程咬金。于是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成了现在中国人的常用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