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以变应变

孟子师承孔子嫡孙子思，请教：“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先给利益）。”孟子疑惑：“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怎么能离开利益呢？利益是仁义的完美体现。”数十年后孟子成名，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先生千里而来，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封地），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资治通鉴》开篇就记述了这件著名史事。司马光评论道：“子思讲利而孟子不讲利，看似矛盾，实则一致，因为对象不同。子思讲利是对百姓而言，百姓贫困，不给利益就谈不上仁义；孟子不讲利是对梁惠王而言，梁惠王富甲天下，如果给他也讲利，他就会更加盘剥百姓。”
　　
　　子思、孟子的思想其实源于孔子。孔子强调治国方略应因地而异，齐国国君问怎样治国，他说“节省财力”；鲁国国君问怎样治国，他说“了解大臣”；叶国国君问怎样治国，他说“安抚人民”。弟子子贡请教：“他们问的问题一样，您的回答却不一样。难道治国方略也有不同？”孔子说：“齐国建造园林宫殿无休无止，所以说为政在于节省财力；鲁国有三个奸佞大臣愚弄国君，所以说为政在于了解大臣；叶国都城狭小人民难以安居，所以说为政在于安抚人民。他们的国情不同，治国方略能一样吗？”
　　
　　孔子、子思、孟子、司马光的论述告诉人们，说话要看对象，治国理政要看国情民情，不能教条地僵滞地沿袭（模仿、套用）前人、别人、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变应变才是智者的选择。
　　
　　就治国理政而言，中国历史上最能体现这种思想的是“武侯治蜀”的故事。
　　
　　诸葛亮主政蜀汉后，针对前益州牧刘璋“大赦不断，民不畏法”的弊端，法令严峻。蜀郡太守法正劝谏“愿缓刑弛禁以慰民望”，诸葛亮对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慧，岁岁赦宥，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何益于治！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致使蜀汉大治，为北伐中原奠定了基础。《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可与“武侯治蜀”相媲美的，还有二人。
　　
　　隋文帝时，岐州刺史梁彦光治政宽仁，“合境大化”，政绩天下第一；后来转任相州刺史，沿袭岐州经验行政，但相州民风诡诈，蔑视政令，给他起了个绰号“戴帽饧（比喻软弱无能）”，讽刺他懦弱无能，文帝听说后罢其官。一年后，文帝打算起用梁彦光为赵州刺史，而他自告奋勇再入相州，“改弦易调，变其风俗”，文帝嘉其精神，准其请。梁彦光二进相州，以霹雳手段打击犯罪，狡猾之徒纷纷潜窜，合境惊骇；接着普及教化，每乡设立学校，聘请山东大儒讲授圣贤之书，人民感悦，耻于争讼，风俗大改。梁彦光两治相州而效果迥异，证明理政模式应因地制宜，墨守成规就会事与愿违。
　　
　　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八月，陕州观察使崔郾转任鄂岳观察使。鄂岳囊山带江，地处百越、巴蜀、荆汉之要冲，民聚为盗，横行江中，劫掠舟船，杀人越货，官府不能治。崔郾莅任，立即训卒治兵，造艨艟（méngchōng，战船）大船追剿江贼，捕得有血债者数百人斩杀不赦，一年之内江中平静。崔郾在陕州以宽仁为治，从不鞭打百姓，而到鄂岳严峻刑罚，前后判若两人。有人问其故，崔郾说：“陕州土瘠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岳地险民杂，夷俗慓狡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
　　
　　崔郾这“政贵知变”之说，蕴含着“智者不袭”思想，可谓“治国之真谛，理政之要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