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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如何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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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而文名大噪,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南侵,中山大学迁往云南。在赴聘云南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
  
  山穷水尽处却见柳暗花明。正是在香江,饶宗颐幸遇商务印书馆前任总经理王云五,以及大学者叶恭绰。前者请他协助编纂《中山大辞典》,后者请他协助编定《全清词钞》。
  
  这两项工作,令他眼界大开而又茅塞顿开,受益无穷,遂滞留港岛不走,由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饶宗颐晚年回忆:“如果我当年去了云南,就没有今天。可怪的是,我这一生只害过这一次大病。”又说:“我是在一个关键时刻,也是老天有眼,生了这场病,得到这个机会。这说明学问之事,也是有些机缘的,师友都是机缘。”
  
  比缘分更重要的,是高迈坚挺的人格。仍以他本人的作品为例,1939年,在香港,他有《斗室赋》一篇,略窥他的冰雪操守,词曰:
  
  怀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于终身。觊中兴之目睹兮,又何怨乎逋播之民……一枝之上,巢父安兮。自得之场,足盘桓兮。独守径仄,尚前贤兮。纫彼秋兰,斯独全兮。
  
  1949年,饶宗颐赓续前缘,移居香港。就他的角度而言,始于江山易帜,无奈出走,继而柳暗花明,小岛逢春,终于得其所哉,大器晚成。香港是国际都市,他出经入史,从容不迫,拥欧揽美,自如自在,陈寅恪、吴宓们失去的时空、信息与宁静,他得以尽情挥霍享受。历经半个世纪的学海苦渡,终于“业精六艺、才备九能”,成为“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笔者的分析,你可能不以为然。那么请换一个角度看:1917年出生的婴儿,当以百万甚至千万计,历经九十余年的大浪淘沙,如今,论学术成就、学术地位、学术名望,有几人能与饶宗颐并列?
  
  笔者查来查去,活着的,只有一个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此公为苏州望族之后,生于羊城,其父贝祖贻曾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总裁,也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有这样的大背景,又加上他17岁就离乡去国,负笈美利坚,这才得以天从人愿、“天生我材必有用”。
  
  有识者把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并论,认为他们在壁立千仞的人格、广博精深的学问,以及开拓性、独创性上有共同之处。除此而外,饶宗颐还更胜一筹,他擅长书法、绘画,精于古琴,倘若和前人类比,应该是更接近于宋代的苏东坡。
  
  且慢,倘若硬要拿王国维、陈寅恪相比,笔者认为,饶宗颐的可贵之处,是他身处于孤悬海外的英属殖民地,做的却是昔日清华国学院才应该产生的学问,这才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综观饶宗颐的学术历程,他的最大特色,体现在对政治功利的自觉超越,以及对流俗的自觉超拔。譬如对政治,饶宗颐一向敬而远之。他有个熟人,是个通才,喜欢游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很多人都走这条路。”饶宗颐说,“这样有好处,容易创造条件。一边有了条件,一边做事情。只有我不走这条路,始终不沾政治。”又譬如对坐冷板凳,很多人都受不了,他却心甘情愿,心无旁骛。饶宗颐剖析说:“淡泊是一个人的性格,我不喜欢太热闹,一热闹就不能冷静,不能冷静就不能看问题,不能解决、研究问题。因为一热闹,时间、精神就都向外发泄掉了。”他崇尚的是“空山多积雪,独立君始悟”,他抱定的是“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2009年7月,当《羊城晚报》记者问及94岁的饶老养生之道时,他回答说:“坐在葫芦里。”众人一头雾水,莫解其意,他笑着解释:“是元代诗人的一句话:‘天地小于瓜’。”
  
  “元代诗人”是指杨维桢,“天地小于瓜”语出他的一首诗:“溪头流水泛胡麻,曾折琼林第一华。欲识道人藏密处,一壶天地小于瓜。”
  
  全身心沉浸出的学问,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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