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林杂志人与社会

物欲是一种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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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杂志最近做了一期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
  
  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不可否认,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受到了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影响有好有坏。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当然,后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只谈“物欲症”。
  
  什么是物欲症,格拉夫等《流行性物欲症》的作者们进行了很好的剖析。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弃甲,失去了免疫力。
  
  一位美国医生说:“贪婪已经感染了我们的社会。这是最糟糕的感染。”不过,在欲望膨胀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
  
  关于这一点,相信不少的中国人也深有体会——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有人将中国人分为两种:一种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身心焦虑当属正常,奇怪的是有房子的人同样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有更大的房子,如果周围能有片牧场更好。
  
  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但他们心知肚明的是,如果全世界都采用美国式生活标准,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在《哪儿都不像哪儿的地理现象》一书中,作者康斯特勒说:“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从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球”,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个人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每个人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4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看110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类的时间。美国人不会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因为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象上来看,一个3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的,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人被物奴役,人被物谋杀。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讽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的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
  
  然而,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看到物欲症对世界有着怎样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蕾莎修女在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广告正在占领社会的每个角落。在创富榜与成功学的催眠之下,人们渐渐丢失了朴素生活的乐趣,这也是近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怀念那位与他们隔着时间与地理距离的梭罗的原因所在。在瓦尔登湖畔,这位离群索居的思想者这样说:“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
  
  什么是人类当下的困境?在此不妨重温一下“梭罗悖论”:“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做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大地繁花四起,古木撑起穹隆,我们能够自由地徜徉在那一片梭罗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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