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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性文盲到最佳主持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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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天,我慢吞吞地走出教堂,来到亚特兰大的骄阳之下,却感觉上帝离我越来越远。我感觉自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我已经36岁,仍只是亚特兰大地方电视台的普通记者,跻身国家级新闻媒体的梦想离我依旧那么遥远。我走上人行道,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如果我的坚持没有什么结果呢?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没对我抱太大希望。我从小口吃,成绩也不好——非常不好。小伙伴们常嘲笑我,叫我是“蠢驴拜伦”。
  
  那时,我身材瘦弱,戴着大大的眼镜,可我心里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完全不认识字,完全不会阅读。10岁的我,除了会拼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学校大楼上的“圣卡萨林小学”几个字外,什么字都不会。但我的记忆力很好,这就是我能瞒过大多数人的原因。我会请妈妈或哥哥将课文读给我听,在课堂上,老师问到我时,我就凭记忆将听到过的说出来。
  
  但到了四年级,我再也没法蒙混过关了。学校坚持要我参加一系列考试。一天下午,学校派人带着我的考试结果来到我家。我坐在父母身旁,装出镇静的样子。那人清了清喉咙:“很抱歉,皮茨先生和太太,拜伦是功能性文盲。”
  
  爸爸皱着眉转过头去,妈妈吃惊地用手捂住了嘴巴。那人接着往下说:“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他根本就没有学会认字和阅读。”
  
  我的秘密暴露了!我绝望地低下了头。
  
  最后,我被送进了位于学校地下室的矫正班。抬眼看去,只看得见人们在外面来来往往的脚。我感觉,我被他们踩在脚下,地下室就是那些傻瓜和失败者待的地方。
  
  一天,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为成年人提高阅读能力的项目广告,我对妈妈说:“如果他们能教会成年人,也可能教会我吧!”
  
  妈妈和这个项目取得了联系,很快他们就送了一个特殊教育监视器来,要我用它来学习。我一天接一天地坐在它面前,将里面的图画和相应的字连接在一起,辨认它们的字形和读音。
  
  “我怕是再也学不会了,”我对妈妈说,“别人是对的,我就是一个低能儿。”
  
  “拜伦,你不是个低能儿,”她说,“我给你讲过我学习开拖车的事吧?我天天和那些个挡较劲,人人都笑话我。不过,我学会之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就再也没人在意那些可笑的事了。他们就只知道我是个拖车司机。你也能学会的,接着努力吧!”
  
  我确实非常努力。我一遍又一遍地对照着课本和监视器读写。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一天老师要我带一张纸条回家。我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给还没下班的妈妈打电话。她回来后,我让她坐到餐桌旁。我在她身旁站定,展开纸条,清了清嗓子。“拜伦在本学期表现较好,”我一字一句地读着,“他较以前有了进步。”妈妈脸上乐开了花,她紧紧地搂着我。“我知道你能做到的,孩子,感谢上帝!”她喃喃道。
  
  在中学阶段,我更加刻苦,决心要考上大学。我最骄傲,也是妈妈最骄傲的一天来到了——她亲自开车送我进了俄亥俄州威斯利亚大学。
  
  然而,在大学,我又感到了小学四年级时的压力。大一上学期我的英语就没有及格,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
  
  “简短地说吧,我很抱歉,我觉得你不适合在这个学校就读。我想,你应该退学。”他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我的话完了,祝你好运。”
  
  我麻木地走了出去。也许我永远都不能走出那个地下室,不管我付出多大的努力。我去学校办事处领了退学申请表。拿着这些表格,我在路边一条凳子上坐下来,失声痛哭。
  
  “年轻人,你怎么啦?”有人问我。我抬头,看到一位中年女士站在我面前。
  
  大概是她脸上的善意让我相信了她,我冲口而出:“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骗自己说我能学好。”我将一切告诉了她,那位教授是怎么说的,我考试没能通过又是多么羞愧。“我真是个傻瓜!”我结结巴巴地边说边哭,涕泗横流。
  
  “别胡说八道。明天,在你作出退学决定之前,一定来见我。我叫尤尔·雷维斯,我的办公室就在斯拉库姆大楼二层,请明天11钟来见我。”
  
  原来尤尔·雷维斯博士是一位英语教授。从那以后,她每周花3—4个小时来辅导我。她逐字逐句地批改我的作文,纠正我的语法错误、标点符号、句子结构。这些基本知识补习之后,她又为我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不要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她说,“要给自己订立高标准,再加把劲。”雷维斯博士激发了我对写作的热情。
  
  我的口语呢?是我的讲演课教授艾迪·罗宾逊改变了我的人生。“你已经口吃多久了?”一天,当我在课堂上结结巴巴地回答完他的问题后,他对我说,“我想我可以帮助你。”他真的这样做了。他教我嘴里含一支铅笔练习说话,读莎士比亚原著,顺着读,再倒着读,把要说的话唱出来。罗宾逊教授还鼓励我去学校电台主持节目。奇怪的是,我在播音的时候从没有结巴过。
  
  那就是我如何发现自己有播音才能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拿到了传媒学位,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一家电视台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从这里起步,我一步步地走向较大的电视台:诺福克电视台、奥兰多电视台、特姆帕电视台、波士顿电视台,直到现在,在亚特兰大电视台工作。
  
  但是,此时的我在夏天的烈日下却茫然了,我反复思考着从事电视广播工作是否就是我正确的选择。我已经厌倦了总是为账单而担忧的日子。
  
  我走到十字路口,突然感觉右边有车过来,我马上跳回人行道,一辆汽车从我身旁疾驶而过,离我只差几英寸。惊起的几只小鸟从我面前飞起。它们使我想起妈妈最爱唱的那首歌:“他的眼睛看着小鸟,我知道他在关注的是我。”
  
  我突然感到自己又成了个小男孩,坐在妈妈身旁,向上帝祈祷着,希望自己在某一天学会识字,学会阅读,克服自己口吃的毛病。那一切真的发生过吗?上帝关注过我吗?是的,是我自己太看重没有得到的,而忘了生活已经赐予我很多,我忘了那些一直给予我帮助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一直在关注着我,真心希望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最优秀的人。
  
  从此,我常思考自己想成为媒体人的原因——我希望能将自己看到、听到和想到的故事用于帮助人们,激励人们,让人们生活得更好。于是,我坚持做了下去,再也不言放弃。所以,当国家级新闻媒体——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机会来到时,我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和充分的准备。而主持《新闻60分》这个栏目——我梦想的目标——最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
  
  是的,只要自己不言放弃,谁说梦想不会实现呢?

从功能性文盲到最佳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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