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林杂志世间感动

拥抱受辐射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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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死亡还是说爱情?或者这是一码事,应该说什么呢?
  
  我和王先生结婚时间不长,就住在他服役的消防队宿舍,住在2层。一层停放着消防车,红色的消防车。这是他的工作。
  
  1986年4月26日凌晨,我听到嘈杂声、喊叫声。我隔窗张望。
  
  他看见了我:“把小窗关上,躺下睡觉。电站失火。我一会儿就回来。”
  
  7点钟我被告知,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跑过去,可是医院四周被警察围住,一个人都不让进去。只有救护车驶入。民警们高喊:“别靠近救护车,辐射爆表了!”
  
  不止我一个人,而是那夜所有丈夫在电站的妻子们都跑了过去。我扑过去寻找一个熟人,她在这家医院上班。她从救护车里出来的时候,我揪住她的大褂:“让我进去吧!”“不行!他情况不好。他们所有人都不好。”我抓住她:“就看一眼。”“那好吧,”她说,“那我们快去。只能15到20分钟。”我见到了他,他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了……
  
  我问他:“瓦先卡,怎么办?”“离开这儿吧!走!你要照顾孩子。”
  
  有个医生站出来,说他们要乘飞机去莫斯科治疗,我想给他拿些换洗的衣服,当我拿着行李跑回来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
  
  早晨起床时我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去趟莫斯科。妈妈哭着说:“你这样怎么去啊?”她让父亲和我一起去:“让他开车送你过去。”我们问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住在哪家医院,他告诉了我们。
  
  休金大街第六医院,这所专门治疗放射病的医院,没有通行证不得入内。我给值班员塞了钱,她就说“进去吧”,还说了是几楼。就这样,我坐在了放射病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夫娜·古西科娃的办公室。
  
  “现在听着:你要是哭,我立刻轰你走。不许拥抱和亲吻,也不许走近。我给你半小时。”
  
  可我知道,我已经不可能从这儿离开。即便离开,也是和他一起离开。我暗自发誓。我走进去时,他们正坐在床上,玩牌说笑。
  
  “瓦夏!”他们对他喊道。
  
  “哎呀,弟兄们,我完蛋啦!在这儿她也能找到我!”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我問。他想抱我。
  
  “坐下,坐下,”医生不让他走近我,“这里不让拥抱。”
  
  我们把这当成玩笑话。
  
  我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哪怕只有一分钟。大伙儿感觉到了,纷纷找理由去了走廊。于是我拥抱和亲吻了他。
  
  我的世界缩小到只有他。我还记得一位老卫生员,她告诉我:“有些病治不好。只能坐在一旁,执手相抚。”
  
  来医院的第一天,测量人员就对我进行检测。衣服、书包、钱包和皮鞋,所有物件都在“燃烧”。他们立即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没动的东西只有钱。他们给我一件病号服,换掉了我的衣服。
  
  我不能拥抱他,但是我可以搀扶他起来,让他坐在病床上。我重铺了床单,放好体温计,为他放好便器,彻夜陪伴在一旁。我守护着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
  
  在完成骨髓移植后,他已经不住普通病房,而是住在透明薄膜后面的特殊气压舱,那里严禁入内。但我已经学会怎么打开。我轻撩薄膜走到他身边,在他床边放了一个小凳子。他的情况更糟了,我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一直在喊我:“柳霞,你在哪儿?柳霞!”
  
  我每天都听说:死了,死了……季舒拉死了,季坚诺克死了,就像当头一棒……
  
  他每昼夜排便二三十次,带有血和黏液。手上、腿上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满水泡。他一转头,枕头上便留下一团团头发。可是他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惹人怜爱。我强颜欢笑:“这下省事了,不用梳头了。”没过多久,他的头发就被剃光了。我亲手给他剃的。我想亲自为他做所有的事。
  
  只要体力允许,我就24小时都不离开他。我每一分钟都牵挂他。我兄弟来了,吓得够呛:“我不许你去那儿!”可是父亲对他说:“你拦得住她吗?她能跳窗户!走消防通道进去!”
  
  我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回来以后,他又睡着了。他一直在打睡觉的针,是麻醉针。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不想让他想到死,想到他令人恐惧的病症,想到我因此而怕他。有人劝我:“您别忘了,您面前的已经不是丈夫,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您如果不想自杀,就不要感情用事。”可我就像个神经质似的说:“我爱他!我爱他!”他睡着了,我对他低语:“我爱你!”我走在医院的院子里:“我爱你!”端着便器:“我爱你!”我还记得我和他从前是怎么过的。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夜里只有拉着我的手才能睡着。他有这个习惯:拉着我的手睡,一整夜。我在医院拉着他的手,一直不松开……
  
  我在气压舱过夜的事,没有一个大夫知道。没人能想到,是护士让我进去的。她们一开始也劝我:“你还年轻,你在想什么啊?他已经不是人了,而是个反应堆。你们会一起‘烧’起来的。”我就像只小狗一样,围着她们转,在门口一站就是几小时。说啊,求啊。于是她们说:“随你的便吧!你真是有病。”早晨8点查房之前,她们隔着薄膜一摆手:“快跑!”我就跑回招待所待一小时。我的腿,膝盖以下都青了、肿了,我太累了。我的心灵比身体强健。我的爱……
  
  接下去——就是最后的事情……我只零零星星地记得一些。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我夜里坐在他身边的小凳子上,早晨8点我对他说:“瓦先卡,我出去一趟。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又合上了——他让我走。我就去了招待所,来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地板上,浑身疼痛。
  
  女清洁工过来敲门:“快去!快到他那儿去吧!他正狂喊呢!”就在那时,塔尼亚·基贝诺克恳求我,她说:“跟我一块儿去墓地吧。你不去,我去不了。”那天早晨我们埋葬了维佳·基贝诺克和瓦洛佳·布拉维克。他们和我们是朋友,我们几个家庭的关系很好。爆炸前一天,我们还在宿舍一起照了相。我们的丈夫们,他们多潇洒啊!多快乐啊!那是我们生活的最后一天,切尔诺贝利以前的生活,我们多幸福啊!
  
  我从墓地回来给护士站打电话:“他怎么样?”“15分钟前死了。”什么?我整宿都在他身边,就离开了3个小时!我趴在窗户上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望着天大喊,喊得整栋招待所都能听得见,人们害怕来看我。冷静下来后,我决定去看他最后一眼!我连滚带爬地下楼梯……他还躺在气压舱里,没被抬走,他最后的话是:“柳霞!柳先卡!”“她刚走,一会儿就回来。”护士安慰他,他叹了口气,便再没有发出声音了。
  
  我与他寸步不离,我陪他走到棺椁前,我还记得那不是棺椁,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他们在太平间问我:“如果您想的话,我们给您看一下他穿的什么衣服。”想!他们给他穿了礼服,头盔放在胸前。鞋穿不上,因为脚肿了。礼服也剪开了,因为穿不进去。躯体已经不完整了,全身都是渗血的伤口。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礼服的他塞进了塑料袋,并把它扎紧。又把这个袋子放进木制棺椁,棺椁再用个袋子包上,塑料袋是透明的,但像油布一样厚重。所有东西都放进了锌制棺椁,勉强挤下了。只有一顶头盔落在上面。
  
  辐射医院——14昼夜……14昼夜死掉一个人……
  
  我那时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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