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音乐为妻文学为妾
因爱坠入音乐
吴虹飞出生在广西的侗族人家，一个被称作“诗歌的海洋”的地方，那里人人都会唱歌。有着音乐天赋的她四岁就会识谱，还能自己编曲调来哼。
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家乡，在国营工厂里当工人，她是在汉人地区长大的。高中时，阿飞读了很多小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她影响最大，由此树立了观念：欣赏音乐是世上最高尚的事。她想如果一个人可以唱自己写的歌，一定是很幸福的。虽然功课繁忙，她还是参加了合唱团军乐团，排练从不缺席，她在军乐队里吹黑管，第三声部。
有一天，阿飞在老师宿舍的楼道里遇到一个抱着吉他弹罗大佑的人，就此迷上了吉它。不久后，她在垃圾堆里拣到一把别人丢掉的烂吉他，把弦装上，居然也可以弹了。她学了些和声，第二个月就开始写歌。
阿飞高中时的一个师兄毕业了，知道她喜欢吉他，就寄了800块钱给她，她又凑了800元，买了一把学校最贵的韩国吉他。她听了能听到的所有关于音乐的课程，包括视听练耳、作曲，然而当时的她并不突出，作曲老师经常批评她写的东西有严重缺陷，吉他弹得太乱。
那一年，阿飞16岁，通过吉他，通过音乐，阿飞有了初恋。俩人通信长达六年，仍然不懂恋爱。两个崇尚古典柏拉图的年轻人，最终还是错失了。
高考到了，摆在阿飞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当尼姑，第二条是考作曲系，第三条是上清华。第一条是因为她想每天早上起来熬一大锅粥，然后白天打羽毛球，饿了就吃粥，晚上念经，这显然是很不现实的；第二条则让阿飞的班主任非常恼火，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调皮捣蛋的想法。于是，她选择了清华。
成为名刊记者
上大一的时候，阿飞开始写些诗歌、小说，写得不多，但一篇一篇很认真。学理工科的同学，功课都繁重，而且生活枯燥。偶尔去参加合唱团的排练，也是无趣居多，周末去看3块钱的录像，那时CD尚未流行，画面都花了，还是愿意看。在这样缺乏文艺的地方，阿飞安静成长着。
大学刚毕业那阵子，阿飞到了很多报社、网站求职，第一步当然是考试，她曾经因为不知道普金是谁而被拒之门外。因为工作没有着落，她一年搬了六次家。一个没有让她考试的报纸直接要了她，让她去采访名人，然后她又跳槽到了《南方人物周刊》。她先后采访过许多重量级人物，比如：聂卫平、马晓春、李银河、格非、郑渊洁、贾平凹等不同领域的顶尖人物。
做记者的时候，她极努力。她说：“我整理采访录音时，其辛苦程度，好比一头猪去种地。”她手写了信函去约贾平凹，孩子气地探访童话大王郑渊洁。采访饶颖的时候，她一面把工工整整看不出态度的客观报道呈给报纸，一面在网络上飞快地记载采访过程，声音尖锐，语气愤怒；她采访林洙的时候，作业上，是对林洙的怜悯与肯定，私下里，她会忍不住想，林徽因并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个女神。
然后，阿飞出版了小说集《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失恋日记》、《木头公仔》、《征婚启事》等书。
有人评论说：“张爱玲的底子是华丽，而吴虹飞的底子是荒凉，张爱玲的宿命庞大而沉重地降临，如恐龙灭绝，而吴虹飞的宿命是荒原上一只小动物的命，每时每刻都危机重重。”
确实，阿飞时常感到危机重重。当房租上涨时，她有愤怒却不懂得如何表达，于是她写了一篇《如何杀死房东》，其中的恶搞让人忍俊不禁。自此她常觉得自己最缺乏的是安全感，开始觉得应该用音乐来拯救自己。
她需要经济收入供养她的音乐。“我很感谢我的主编，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不坐班。这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我们是独立乐队啊，演出只有一些象征性的收入，又没人替我们做宣传。”
别人是以商养文，阿飞是以文养歌。她在白天写作，晚上唱歌。她常说的一句话便是：“音乐是我的妻，文学是我的妾。”
地下音乐天后
阿飞第一次可以称为公开演唱是在清华大学，在台上她很紧张，紧张得深呼吸了几下，通过话筒传了出去，整个礼堂的人都笑了。
和阿飞一起毕业的同学大多顶着高学历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取得了成就，或成了教授、科学家，或成了公司老板，或成了世界银行律师。只有阿飞，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摇滚乐这条路，她成了清华史上第一位创作女歌手。很多人把她当做另类高材生，把她奉为追求梦想的典范，她却轻描淡写地说：“我同学都比我聪明，我情商低，没法儿像他们一样，没办法才去做音乐的。”
1999年，阿飞成立了“幸福大街”乐队，名字的由来是：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对伤春情结的无情打击。阿飞成了摇滚歌手，非主流的地下天后。她喜欢自己在舞台上的样子，她觉得那才是她自己：自信，友好，真实，坦然，快乐。
在她的乐队里，只有她一个女生，她为“幸福大街”换了好几次吉他手，她为“幸福大街”找演出，和“幸福大街”的乐手们一起分享两块钱的羊肉，打了车去给“幸福大街”的乐手付五块钱的盒饭钱……她俨然是“幸福大街”的大姐大。有一回，演出之后，突然下了一场暴雨，她的裙摆湿了，鞋子里浸满水，口红也被雨水洗掉了，冷得直打哆嗦，那天酒吧的客人不多，每个乐手只挣了46元。
10年里，阿飞和她的乐队出过三张专辑《小龙房间里的鱼》、《胭脂》和《再不相爱就老了》。从内心的矛盾挣扎到不问世事，再到归于平淡，其实这也正是她成长的几个阶段。在她的歌声，你能听到令人惊异的形态，乖张与沉静、放纵与节制、暴戾与温驯、凶猛与脆弱、诅咒与从容、华丽与淡定集于一身。她只在音乐里表达自己，内心的激烈斗争、欲望、对温暖的渴求。
为梦变得另类
阿飞供职于“大”单位，出版了十几本书，按理也挣了些钱，但是她永远在买打折的裙子，用旧的手机，且在吃饭的时候对男友说：“哥们儿你点这么多菜超出预算了吧？”
每个人总要到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平庸和梦想的艰难。作为一个女人，她竟可以游刃于反差极大的职业角色之间。她说，“我的工作是工作，创作是创作，排练是排练。也许我更多的时间在发呆，我觉得合理运用时间就好，很可惜有时我也不会合理运用。但我必须养活我自己，付房租，经济独立。”
她只是一个真心喜欢音乐的人，省吃俭用，无非是为了拿出600块钱印演出的海报。如果不是她对于生活的精打细算和对乐队的大方贴补，“幸福大街”不会有今天。阿飞的最大心愿是：不愁吃穿，自由做音乐，自由创作。不需要为赶稿子发愁，不需要为房子发愁，不需要为不必要的事情发愁。
“再不相爱就老了”，这句话还藏有更大的隐衷。黑夜已经像黑云一般追迫过来，人生就是这么薄，这么易碎—必须爱，必须赶快爱，必须用力爱，必须拼命爱。无论如何，她10年的音乐，独特的言说方式，就是想告诉我们，爱你爱的人，爱生活和你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