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中遭遇强迫症
程盟超，“90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偶尔严肃，其余时间只想探索世界。代表作《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于2018年年底刷屏，引发了关于直播教学和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讨论。
我是一名25岁的记者，缺乏人生阅历，对中学生活的记忆倒仍很鲜活。记忆没酿成酒，只剩苦涩的酒糟味让我回味至今。再来一遍高中生活？我可不愿意。
高一被县城唯一的心理康复医院诊断为强迫症时，我心里最大的疑惑，是我的那些同学，面对暗无天日、朝六晚十、严重缺乏乐趣的填鸭式学习生活，不感到厌倦吗？后来读了些书，大概知道心理疾病跟社会环境和生理遗传都有关。大家都在焦虑的火山口，被灼燒到摇摇欲坠的或许只有我自己。
高中时代也并非全无乐趣。但在我们那所山东省的普通县城中学，兴趣爱好、友情恋情卡在禁忌的边缘，好学生享有一点偷摸发掘的特权，其他则全看班主任的心情。我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更幸运的是，我在初中时就喜欢的姑娘，以几十分之一的概率与我分到了同一个班级。
我那时是个胖子，满脸都是青春痘，发型永远是毫无生气的平头，身上带着一股令人厌恶的自以为是，懂的东西不多却表现欲很强；喜欢的女生是班里出名的乖乖女，总是甜甜地安静地笑着。她一出现，仿佛给全世界都染上了粉红色。
现在回想，如果这段感情真的侥幸成功，那我黑白色的高中生涯大概会多彩起来，整个人不至于焦虑。现实却很残酷，我用零用钱买各种礼物送给她，女孩则把我当“朋友”。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她和班里最后一排那个学习贼差但个子高且长得帅的男生在教室里接吻。我感到被背叛，产生了巨大的愤怒，虽然这种感情毫无来由，但此后他们的每一次“同框”出现都折磨着我，扯断我的理智。我在信任我的老师们那里说他们的坏话，这种恶劣的行为又令班里的一些同学鄙视我、疏远我。
从小到大，除了我开明的父母隔着一层窗户纸的关切，很少有人在做人与情感方面给我指导。16岁的那个冬天，没人告诉我在情感方面并非付出就有回报；也没人告诉我，大家没理由一定要对你好。莽撞的我觉得生活不公平，因此更加鲁莽地追求我心中的公平。我成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班干部，一些同学嘴里的“狗腿子”，获得了老师们的优待，然后丢失了其他一些可能更重要的东西。
我从班主任那里获得了很多特权，因为我学习好、听话且能帮他管理班级。他发自内心地亲近我，让我上晚自习时去他的办公室安静地自习，我认为这理所当然。那时我问他，在班里人缘不好怎么办。他说不要在乎那些人的看法。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比感谢他。但如果让我回到高中，我会换一种选择。
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那时的我已经被强迫症折磨着。它是一种奇怪的病，带着焦虑的底子，比抑郁症更不被人了解，完全不是人们开玩笑时轻松的说辞。我总是机械地重复很多事，知道它们毫无意义却停不下来，比如不停地收拾书桌、书包，走路时必须踩相似的地砖，总觉得会有一杆枪射出子弹打爆我的头……我急切地想摆脱这些念头，心想把它们重复20遍就停止，但1小时后，我已经重复了100遍，心跳因烦躁加快，仍然无法摆脱。我每天在课堂和家里被这些事情困扰，还要在别人面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流走，感到十分沮丧和着急。
再后来，强迫症衍生出疑病症。我开始忍不住地设想、怀疑直至坚信自己得了某些不治之症，比如癌症、乙肝。这些怀疑毫无来由，但对照不靠谱的医学资料，总会发现自己身上的某些症状好似病魔的影子。看着那些东西，我开始流汗、哭泣，崩溃后再竭力寻找自己没事的根据，日复一日，重复纠结。
现在回忆那段时光，我感到惊诧不已，自己竟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这些事情上。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如今摆脱了心病，另一方面因为我现在有了想做的事：想采访，想写作，想见识更大的世界，想探寻人性的规律；时常反省自己的阅读量不够，感觉时间主要亏在了高中。但高中时的我对未来的生活尚没有任何预期。我的文科成绩非常不错，客观题几乎从不丢分，但数学一塌糊涂，所以并不是清华北大的苗子。我也不太清楚考上名牌大学有什么意义，从来没有老师和我们讲过。我那时曾经想过，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养殖场里的猪，食槽里全是辅导书，进食则是我们的本职，天经地义……
没有乐趣又缺乏目标的3年是难熬的，我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同学们的想法，他们为何伏案学习，考出不好的成绩时为何会痛哭流涕，这些我都不是很懂。我在3年间一直保持着看得过去的成绩，最终也考上了重点大学。它们赋予了我虚幻的优越感，令我被老师家长表扬时感到安全。但我在那3年里从来没有达成某件事的强烈想法，没有任何一刻忘我地做一件事。按理说我应该忘我地学习，但缺乏理由，“学生的天职是学习”说服不了我。很多时候，我会思考3年的付出是否值得，我们学到头疼、失眠、眼睛充血，不是因为我们热爱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害怕——害怕学习不好就会有不好的人生，害怕被批评、被同学瞧不起，害怕自己一生只能生活在小县城。
这挺荒唐的。尽管我那时没有发现它的荒唐，但它确实说服不了我全身心投入，甚至加重了我的焦虑。当我的世界里只有学习时，我却无法通过它摆脱该死的强迫症。再到后来，我成了记者，也遇到过一些大城市里知名高中的孩子，他们说他们想当医生、作家、物理学家。我们那时很少有人具有他们这种明确而强烈的渴望。我羡慕他们和我说话时的眼神。
事情发生转折大概是我的疑病症最严重时。那时我失眠、腹泻、头疼、浑身发痒、鼻子总流血，几乎绝望了，觉得自己得了绝症，很快就会死。接受了这个可怕的“事实”以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的人生只剩下几年，我该去干什么呢？
答案竟只有一个，几小时就思考出来了：看尽可能大的世界。那时的我对人性、政治、社会还没有什么理解，但我，一个未成年人，确确实实想在死之前看看热带宝石色的海，看看潘帕斯一望无垠的草原，看看非洲大地上奔跑的动物；我也很好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吃什么、喝什么，每天在想些什么……
在最绝望时，我开始美美地想象这些，发现如果能实现愿望，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哪怕前方就是死亡。随后一切好了起来，我的强迫症还在，我时常焦虑，觉得生活一团糟。但我开始有了期盼，期盼自由，自由到能支配自己。日常其实没有变化，我还是带着压力学习，期盼高中生活早日结束，但一些小的美好渐渐给了我支撑，比如一节体育课，一本有趣的课外书，一个虽然追不上但可爱、能日常聊天的女孩子。
然后高中生活就这样度过了。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我身上的一切病痛突然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吃了很多饭，睡得很香，焦虑荡然无存，好像从没有存在过。身体里的一些东西被猛然抽走了。
时至今日，我大致做着想做的工作，见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和事，人生的宽度增加了。这份生活可以追溯到我高中痛苦的三年，它以一种意外的方式为我补上了一课。我不想回忆，但应该感谢。我也明白了焦虑没那么可怕，不要担心生活的触底。人生不止一条底线，打破、重铸、慢慢爬回来，当时真的糟糕透顶，比在南方3个月看不到太阳还令人压抑。但过上几年再回顾过去，我又想不起当时在怕什么。
我为什么如此健忘，自己也说不明白。大概人一生可以在乎很多事情，真正要紧的却只有那么几件。我曾经如此在意那个“粉红色”的女孩，高二分班后却再也没有收到过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后来我才明白，我真正在乎的不是她，而是别的东西。我精神崩溃前从未触及过这件东西，精神崩溃后反而拥有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