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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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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生中第一块手表,在高二时获得。
  
  手表是妈妈给我们买的—那时我和妹妹正在县城一所中学读高中,平常住校,周末回家。家里只有爸爸,每日忙于农事。家里那栋我们小学五年级时盖起来的小二楼,因为长年缺乏打扫,且用了别人用来抵债的质量欠佳的水泥,好像总是比别人家更容易脏。在扫把够不到的高高的屋角,蜘蛛放心地结起高高低低的蛛网,不多时,地面就又积满浮尘,水泥好像会不断地自己生出灰尘一样。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扔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砍草的镰刀,用过以后团成一团挂满干枯草刺的丝网,晒干的黄豆,去年冬天穿过的鞋子,诸如此类,充斥着整个家。我们平常有些不大愿意回去,只是出于一种爸爸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我们、可能会想念我们的责任,以及要回去拿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的必要任务,才在每一个周六的下午按时坐上回乡的公交车,到柏油马路和乡间土路的交接处下车,再花一个小时走回去。
  
  但我们每次回家,爸爸都是很高兴的,至少在我们刚回来时是如此。冰锅冷灶热起来,爸爸给我们炒菜、烧饭,饭烧好了,我们就坐在灶屋里的小桌子边一起吃饭。爸爸一边慢慢喝酒,一边跟我们讲话,他又寂寞了一个星期,难免有很多话要讲。我们随便谈一谈最近的考试和排名,他对我们的学习并不太担心,那也早已超出了他所能操心到的范围,于是便谈家里的生活。话题最后总不免转到妈妈身上,这时候爸爸已经喝到微醺,又开始说那些他已经说过上百遍的话:妈妈把我们丢在家里,不管我们,他一个人在家种田,又辛苦,又孤单。爸爸的这些话我们不爱听,我们知道他的辛苦,却无法理解他的抱怨,觉得他喝醉酒的样子可厌,又害怕他随时会爆发,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轻轻“嗯”一两声。这种应付当然不能使他满意,其结果不是他深深叹一口气,吃完饭早早去洗脚睡觉,嘱咐我们也早点儿睡,留下松了一口气的我们到楼上房间继续做卷子,就是他越发激动,引起我们回护妈妈的顶嘴,最后以他发火、长长地教训我们一顿告终。只有很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平静地度过在一起的周六的夜晚。
  
  二
  
  妈妈不在家,她在城市打工。从我和妹妹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开始就出去了。家里小孩多,姐姐们其时正在上中学,正是家里负担最重的时候,我们的学费都是先跟学校赊账,等到有一点儿钱了再补交给老师。每学期开学前三天,我们都是看着别人家的小孩欢天喜地去学校报名,而我和妹妹还不能去,跑到已领了书的同村的小孩子家,把她的书拿来翻看。新书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油墨味儿,我们心里担忧着,今年会不会没有学上了?虽然也知道爸妈不可能不让我们上学,但那样的隐忧总是在。有時候下午,我们正在田埂上放着牛,远远看见报完名的小孩子背着书包,三三两两从大路上蹦蹦跳跳回他们村去了,心里头忧愁与羡慕交加,回家也不愿跟爸妈讲,只是自己愁闷。我们总要等到正式上课那天早上,才由爸爸带着到老师们的办公室,听他和老师们求告,问晚几天交学费行不行。老师们也很好,不需要爸爸多讲几句话,就在这唯一一间堆着新书和练习册的办公室里,把我们应拿的书一一拣了,吩咐我们去教室,马上就要上课了。有时候甚至不等我们去学校,老师已等不及,托人带了口信来:“学费晚些再交,叫石延平、石延安先来学校把名报了!”我们听了这样的消息,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
  
  因此,在我们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双抢”过后,妈妈跟着村里的人一起去上海帮人栽秧,实在是一种时代潮流与家庭困境双重作用下必然的结果。妈妈第一次离家去上海是打短工,等到栽秧的活儿做完,就回来了。然而这样的时间也很短暂,在尝到打工挣的钱比种田要多一点儿的好滋味之后,她很快再次去了上海,开始在医院给人做护工,后来去人家家里照顾病人。从那以后,妈妈在城市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开始,“双抢”的季节还回来收稻栽秧,很快就连“双抢”也请不到假,一直在外面打工,几乎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来。
  
  从我们小的时候起,只要妈妈在家,这个屋子就是明亮、干净的。整洁的床铺,可口的饭菜,全经妈妈的双手神奇变出,而其背后的辛劳,那时我们尚不懂得体悟。妈妈离开家去城市打工以后,屋子迅速变得暗淡起来。我们从儿时的不舍、不甘,慢慢似乎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接受了妈妈不在家的绝大多数日子里,这个家就是这样,邋遢暗淡,冬天寒冷,夏天炎热,姐姐们远在外地学习,爸爸脾气暴躁,没有什么好值得想念的。那是村子里连电话也没有的时代,到我们高中时,家里装了电话,我们也舍不得打长途,平常与妈妈并无联系。但我们知道妈妈在外面定然辛苦,因此不允许爸爸在我们面前讲她的不是,最后总是忍不住要加以反驳。
  
  高二的那一年,不记得为什么事,妈妈在年中回来了一趟。平常晚上我们要上自习,不能回家,于是她到县城之后、回家之前,中午先到学校来看一下我们。这大约是我们上高中以后妈妈第一次来学校,她带了一包好吃的,放在宿舍里。我们极兴奋,好久没有见过妈妈了,同时又有一点儿羞涩,好像这些年来经常的分离,已经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有些遥远了。她平素喜欢好看的衣服,但家里穷,又要做事,因此平常总是穿旧的衣服,做起事来不心疼,只把几件好一点儿的衣服压在柜子里。此番回来看我们,她特意换了喜欢的衣裳,看起来有一点儿洋气。她本来就比同龄人显得年轻,稍微打扮一下,就更好看一些。妈妈问:“你们想要什么?我带你们出去一人买一样东西。”因说起每天下晚自习以后,我们总想在教室里继续做题,但由于不知道时间,有几次回去得太晚,楼下宿舍大门已经关了,只好拼命在外面拍玻璃,把看门的阿姨叫醒。本意是想让妈妈给买一只便宜的塑料手表的,谁料她竟然决定带我们去钟表店,一人买一只“真正”的手表。
  
  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决定不能不说是奢侈的。虽然对家里具体的收入并不清楚,但家庭在贫困里的挣扎,我们无疑是感同身受的。到了高二这一年,我们才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家里的经济状况稍微好了一点儿。这感觉的由来是我和妹妹两人合起来每星期20块的生活费变成了25块,偶尔有那么一两次,爸爸甚至能一次拿出50块钱给我们,使我们可以隔一个星期再回去。姐姐们逐渐开始工作,不再需要家里负担生活费,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家庭。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意识到像妈妈那样平常对自己极其俭省的人,之所以一定要给两个小女儿买好一点儿的手表,不过是出于母亲一种柔和的慈爱,一种对不能在女儿们身边陪伴照料的缺憾的弥补。
  
  于是,我们走到那时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在一家卖时钟和手表的商店里,对着玻璃柜台里面闪闪发亮的手表认真挑选起来。按照各自的喜好,最后我和妹妹挑了两款样式相近的金色手表—那个时候我们喜欢这样明丽的颜色—表盘一方一圆。买完手表,我们就要去上下午的课,妈妈就回家了。那时候我们并没有佩戴任何东西的习惯,手链也好,项链也好,从小没有戴过,于是,久而久之也就统统受不住这种束缚。手表买回来,出于对妈妈的情感和下晚自习时的需要,每日戴在手上,除了洗澡,平常都不取下。因感到新鲜,时不时要把手腕抬起来,看一看它的样子。但不久以后,那两只手表就都坏掉了,莫名不再走动,我们过于乖顺,想不到去找老板理论,也不想告诉妈妈手表坏了使她难过,只是舍不得扔掉,就仍然把它们放在身边。戴手表的习惯终于还是没有养成。
  
  十几年过去了,前几年我们回家过年,收拾旧箧,意外发现它们仍然静静地躺在一起,和旧时同学的书信与留言簿并作一处。于是又拿出来戴了一下,自然还是不走的,只是忽然想到,当年怎么没有想过送去修理店修一修呢?也许修一修,就能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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