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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那轮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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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是我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起始之年。往前推十年,也就是1982年,我那原本厚道木讷的父亲母亲也不知哪里来的胆子,镰刀入库,牛羊入圈,孩子交给老人,夫妻双双进城打拼。十年后,终于在省城站住了脚。
  
  1990年,父母在省城有了房子并把户口也迁到了城里。在此期间,我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每日奔跑在乡间的风里,过得自在逍遥。
  
  爷爷坚决不同意父母把户口迁走,理由是:户口一转走,村里就会把他俩那一亩三分地收回去,若没了地,一旦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想回也回不来了。父母当时也犹豫过、挣扎过,最终没听爷爷的劝。爷爷说:“你们的户口可以走,但娃娃的户口不能走。”
  
  父亲头一回和爷爷发火:“孩子不进城,永远没出息。进了城,上个好学校,将来更容易考大学。”
  
  爷爷铁了心不同意,说:“不管到啥时候,都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父亲无奈之下,竟背着爷爷为我办了“农转非”手续。
  
  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我转学到城里中学后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不会说普通话。尽管我认真去学了,依然没学会,听起来怪怪的。
  
  为此,城里同学纷纷嘲笑我、奚落我,他们叫我“土老帽”“乡巴佬”。不少人甚至联合起来欺负我、隔离我。这种因语言不通导致的冷漠与隔阂,使我极其憋闷、烦躁。父母天天早出晚归,工作生活节奏快得不得了。
  
  于是,我陷入一种极其自闭的状态里,学校组织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参加,回到家后足不出户。甚至,我丧失了学习普通话的信心,也丧失了学习的信心。在那样一个叛逆的年龄,我发誓再也不学普通话。我想逃回乡下老家,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很多時候,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我,我明明会答,也装作不懂,紧闭着嘴,一声不吭。老师不明情况,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我拼命忍着泪水。放学后,狂奔回家,扯着嗓子哭了个天翻地覆。哭过之后,捧起爷爷写给我的信,泪水打湿了信纸,打湿了爷爷寄来的每一声叮嘱。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二
  
  我的情况最终引起校长和班主任的重视,他们先后和我多次谈心,效果甚微。我成了班里的“重点人”。
  
  立冬前一天,周五。上午第三节课铃声刚响过,白发苍苍的刘校长突然进了教室,他一眼便找到了缩在墙角的我,朝着我招手。我心一紧,站起来,走向他。他伸出手来,轻摸一下我的头:“第三节课,我给你上。”
  
  那一刻,我极其震惊。在全班惊诧的目光中,我跟着刘校长出了教室,穿过操场,来到一间老屋前,屋前横着一排光溜溜的石头
  
  那天的太阳很好,我不自觉地坐到了石头上。他说:“这节课,咱俩晒太阳。”
  
  我又一怔。刘校长慈祥地看着我,脸上尽是温和的笑容。
  
  “你是更乐村人?”校长问。
  
  我点头。
  
  校长收起普通话,说起了地地道道的家乡话。没想到,我和校长竟是同乡,没想到校长竟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老家话。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我进城之后的第一抹笑容,是校长给的。
  
  校长和我讲了很多故事,有乡村的,有城市的,有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我听得如痴如醉。
  
  临了,他取出一台收音机送我,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孩子,好好学习普通话吧,学会了普通话,你将接触更广阔的世界,结交更多的朋友,打开自己的新局面。说好普通话,是你的一件法宝!只要你坚持每天听广播,用不了几个月,一定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十几年前,我也是这么学习普通话的……”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周身暖洋洋的。我突然觉得有两个太阳在照耀着我,一个是天上的太阳,一个是校长。天上的太阳暖着我的身子,校长暖着我的心。
  
  打那时起,我在校园里似乎有了依靠,有了知音,那就是校长。
  
  仅仅过了三个月,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长进,成绩也在慢慢地上升,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初二那年,我被评为区县级三好学生,被选为班长。是时,心头所有的阴霾烟消云散,前所未有的获得感笼罩着我。接下来,我参加全市中学生朗诵比赛,获得银奖。两年后,我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奖。
  
  三
  
  进入大学之后,我报了英语专业,选修了俄语、法语,并参加了多次跨国交流。
  
  假期,我专程回母校探望刘校长,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业。
  
  校长问我:“你有多久没有回老家了?”
  
  我木然。
  
  校长送给我一个忠告:“孩子,你现在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能说一口特别流利的普通话,还能讲多种外语,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希望你珍惜!但我还要告诉你,永远不要忘记咱们的家乡话。明白吗?那是咱们的根!”
  
  我们这些沐浴在改革开放光芒里的农村娃,在城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会说普通话,而且会讲流利的英语,甚至更多的语种。可是,又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的家乡话呢?现在的家乡,一天天朝着城市的方向奔跑着,追赶着。城里有的,家乡也有。而家乡,在我们身上的印迹日渐淡薄。若要找出一丝与城市的差别,或许只剩下那一口家乡话了。一旦忘记了家乡话,与家乡的联系也便彻底断绝了。
  
  在校长的建议下,我重拾家乡话。每当回到家,努力用家乡话和父亲母亲交流。
  
  四
  
  2018年,是父母进城第三十七个年头,我离开农村也整整二十六年了。
  
  初秋时,我携妻带子回家乡探望爷爷。老人家年过九旬,依旧住在乡下老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里,没有普通话,也没有英语,更没有狂躁的流行音乐,只有乡间哩语,只有村戏,只有浓浓乡音。
  
  爷爷虽年迈,眼力听力却不降,他指着不远处一位老人说:“看看那是谁?”
  
  我顺着爷爷指的方向看过去,感觉有些面熟,却不知如何称呼。
  
  爷爷说:“那是你当年的刘校长啊!”
  
  爷爷推我一把:“快过去打声招呼啊!那可是咱们的恩人啊!”
  
  我奔过去,叫一声“校长”,然后,朝他深深鞠躬。校长抬起头,看着我,竟脱口而出我的名字。原来,他一直没把我忘记。
  
  那天中午,我把校长请到家里,恭恭敬敬为校长斟酒、敬茶。
  
  万般感慨之中,我举起酒杯,面向爷爷,面向校长,敬他们。直到现在我才明白,1992年立冬前一天,我的身边环绕着三个太阳——天上的太阳、身边的校长、老家的爷爷。前两个太阳,看得见,摸得着。爷爷这轮太阳,却藏在家乡的老巷里,藏在风中。
  
  环望城市般的家乡,我知道自己应该怎样走下去。无论世事如何变换,我们总该留守一些自己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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