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多方押宝

国民党新桂系的开山鼻祖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比起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他说的“我党中枢领袖”，当然是蒋介石；“这批流氓”，无疑说的是杜月笙、黄金荣之流。
　　
　　李宗仁既然敢讥评这帮流氓和蒋介石的“深情厚谊”，毕竟自己是身家清白，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有一年，李宗仁经过上海，杜月笙盛情邀请，欲为其接风洗尘，也好倾心结纳，李宗仁看不起杜月笙，拒不赏脸。李宗仁手握数十万雄兵，杜月笙丢了面子，也不敢有所怨言，只得作罢。
　　
　　后来，李宗仁还是被“逼”到杜月笙的宴客桌前。
　　
　　事情还得从反蒋风潮说起。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胡汉民等人，都欲将蒋介石拉下马来。胡汉民和李宗仁商量整垮蒋介石。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与蒋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谊，上海帮会曾是蒋介石政权剪除异己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汉民等人则是较为清白的政客，与黑社会应该无涉。但有不少材料表明，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走得很近。1931年年底，胡汉民在“约法之争”中失势，离宁经沪南返，一般人惧怕蒋介石，多避而远之，杜月笙亲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盘。胡汉民礼尚往来，“汉民往来函电稿”中，就有他为杜月笙、张啸林等祝寿应酬的内容，陈群则是胡与杜之间的联络人。胡汉民甚至曾企图借助杜月笙的帮会力量，在上海抗衡蒋介石。
　　
　　时移世易，现在，胡汉民和李宗仁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李宗仁手中有枪，始终无“党”，即在国民党中无多大势力，在政争中，始终名不正言不顺，对党内几个可以和蒋介石抗衡的巨头，如汪精卫、胡汉民倾心结纳，想将“中央”这块最管用的招牌，从蒋介石手里夺过来。
　　
　　胡汉民力劝李宗仁，要和杜月笙应酬，李宗仁不好拒绝，勉强应了杜月笙的邀请，一起吃饭。
　　
　　1932年年初，已经下野的蒋介石，策动杨虎在上海酝酿罢工罢市，以压迫胡汉民支持的孙科内阁。
　　
　　胡汉民一面为孙科打气，一面托陈群转请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响，“将此种酝酿竭力设法消弭，俾新政府真能负荷其任务也”。
　　
　　胡汉民等人组织的“新国民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设在法租界内，按月向巡捕房交纳1500元的“电台保护费”，此事若杜月笙不首肯，也是办不成的。
　　
　　由此可见，胡汉民、李宗仁等为扩大反蒋阵营，广泛结交同盟军，利用一切社会力量。杜月笙等也是“货卖两家”，千方百计与政界各派联络，左右逢源。
　　
　　对杜月笙来说，没有什么政见原则，凡是看得起杜某人的人，他就愿意跟人家做朋友。当“朋友”之间起冲突，他照样周旋其间，装出对两方都“拔刀相助”的样子。
　　
　　比如，1946年选副总统，蒋介石中意孙科，李宗仁抗命出马竞选，选票拉得很紧张，硝烟味很浓，甚至蒋介石亲自出马，为孙科拉票。有一次，他找四川的范绍增谈话，希望范绍增投孙科的票，范绍增是一个直肠子，就说李宗仁找过自己，自己答应了李宗仁，还替李宗仁拉了好几张票。
　　
　　蒋介石沉吟一下，大度地说，你的票可以投给李宗仁，但你手里掌握的其余人的票，必须投给孙科。
　　
　　谈话回来，范绍增六神无主，他把李宗仁当朋友，况且已经答应人家，怎好出尔反尔？
　　
　　于是，范绍增向杜月笙请教如何收场。
　　
　　杜月笙哈哈一笑，说这种事情还不好办，你看我，无论谁叫我支持他，都答应下来。这种场合，应当机灵一点，不但不能为这种事得罪人，还要借此机会来笼络人，才是“正道”。
　　
　　范绍增得此“秘诀”，仔细观察那些拉选票的人，果然，每个人对杜月笙都抱着希望。本来，杜月笙能控制的选票不多，分散开来，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杜月笙如鱼得水，捞到不少人的好感，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