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里的书房
我是在小城里的一所寄宿学校念的高中，学校的大门每周只有在周日下午两点半才会打开给我们放行，到了六点半班主任就开始在教室里点人数。缺席者的名字会被写在黑板的右侧，迟到者则要站在门口等待老师训话。每周日的这四个小时对我来说太宝贵了，以至于我常常在周六就开始盘算这段时间要怎么度过，周日午休时我更是辗转难眠，生怕自己睡过头，所以，我常常躺在床上盯着枕边的闹钟看，快到点儿了，我就“嗖”的一声跳起来，赶在学校大门打开的第一时间冲出去。
但我常常在冲出去后又不知所措，失落地在小城里兜兜转转。街市是那样狭小，水果摊和文具店我都逛遍了，甚至连路人我都熟悉得不得了，走两步就会遇见同学。于是，这短短的四个小时逐渐变得刻板而因循守旧起来。我让三轮车车夫把我拉到附近的书店，买完习题参考书后我就松一口气，然后囫囵吞枣地把那些“不务正业”的书翻来翻去，遇到喜欢的就买下来，不喜欢的就搁置一旁。直到熬过四点半，我才依依不舍地移步离开，往那条熟悉的旧街道走去。天色还是那么明亮，行人们都各自奔波着，我仰头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十六岁吗？我灰头土脸地回家洗澡、吃饭，然后掐着表坐颠簸的三轮车回到学校。
校园小得即使天色暗了下来，人们也寻觅不到藏身之处。“校警”们像是无须充电的机器人，时刻警觉地睁着“火眼金睛”，搜寻着那些饭后在树荫下闲坐的少男少女，盘问那些晚自习时间忧郁、孤独地在操场上奔跑的同学。而最令我讨厌的是，隔壁理科班那个多管闲事的班主任。我曾经几度被他从寝室里揪出来，和室友们并排穿着裤衩、裸着上身，站在大太阳底下暴晒，或者在寒冬的夜晚被罚绕着球场瑟瑟发抖地转圈跑。
他总是赤裸裸地羞辱我，仰起他高傲的理科重点班班主任的下巴蔑视我，而理由又总是那么荒谬——午休、晚休时间都不能看书。
我们是十个人住一间寝室，六张床，上下铺，空了两个床位腾出来放衣服，走道狭窄得甚至不能并排站两个人，锈迹斑斑的铁床脆生生的，仿佛随时都会被压弯折断一般，让人心惊胆战。重要的是门边还有两扇大开的窗子，巡视的老师走过时，里面的动静能看得一清二楚。学校中午十二点下课，十二点半午休，铃声一响，整栋楼就像是中了邪一般，从方才的欢腾声中肃然休止。老师们每天都来查房，他们扫视着床上床下，甚至连房间里有几只蜘蛛、几只蟑螂都熟稔于心，可唯独有一个地方他们看不到，也管不了，那就是每间寝室的厕所。
这个阴暗、潮湿、逼仄而且味道不怎么好闻的空间，成了我们寝室的人每天争夺的战场。每个人都会手不释卷地带一本书蹲在这个小角落里，从看第一行字开始就不停地有人小声催促：“你好了没？轮到我啦！”“哎哎哎，怎么轮到你了？我还没进去呢！”大家你争我抢、唇枪舌剑，每讲一句话前都要仰头观察是否隔墙有耳。
而我总是最后一个进去，等到他们都累得睡着了，我就悄悄地抱着书蹲在厕所里翻看。那个年纪看的书多而杂，我有时候沉迷于故事的曲折，有时候感叹于作者文笔的优美。我十六岁的时候在那间滴答漏水的厕所里，用了两周才看完王安忆的《长恨歌》，而王小波的书则时常让我破涕为笑，《黄金时代》我读了好几遍，《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让我忍俊不禁，《东宫西宫》让我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甚至导致有一段时间我对公共厕所有心理阴影。那个时候，我最中意的作家是郁达夫和太宰治，我不仅反复阅读他们的小说，还不由自主地模仿那种叙述的笔调，把人生过得昏天暗地。
我开始如上了瘾一般买书，然后躲在厕所里看，这个闭塞、阴暗的空间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书房。夜晚十点半寝室熄灯，而唯有厕所可以亮着灯。昏黄的灯光弥漫着暧昧的气息，映照在纸张上叫人愈发迷离。
有时候夜晚失眠，或是被噩梦惊醒时，我都会悄然从枕边取一本书，蹑手蹑脚地爬下床，躲进厕所。困顿或是浑浑噩噩的情绪会在这里烟消云散。有时候是一本诗集，我翕动着嘴唇默念。我怕厕所的灯光太亮影响舍友休息，便借着从窗子透进来的月光或是走廊彻夜不熄的灯光，抱膝蹲着在深夜里读。
这狭窄的空间让我有足够的安全感，红白砖块砌起的高墙将我与外界隔绝，有绵绵的青苔痕，有斑驳的砖墙影，于是我在这里思考青春和人生。我读萨冈的《你好，忧愁》，也读萨特的《恶心》；我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读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读世界历史，也读中国地理；我读科普杂志，也读文学期刊。我上高中时读的所有“不务正业”的书几乎都是在这里读的。这些书是我从学校尘封的图书馆里借来的，或者是从书店里一本本挑着买来的。
在那段岁月里，我把吃饭的钱都省下来买书，从书店里买，从网店上买，那些书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我将它们一一带进我的“书房”，和我共度一个中午或是临睡前的时光。
我现在再也找不到那样阴暗、潮湿、逼仄、简陋的厕所，可我总是带一本书坐在马桶上看，侧耳倾听，希望有滴答滴答的漏水声，可惜早已寻觅不到。而原本那种踏踏实实的安全感，更是变得畏首畏尾、东躲西藏，生怕有熟人路过窥视到。我坐在马桶盖上抱着一本书发呆，一动不动，像一具木乃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