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它不嫌我是处女座

我根本没有想成为作家。但很多人叫我作家，这成了我的标签，一辈子不可能撕掉了。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裁缝，或者一个放电影的人，再不行就去当一个图书管理员，但都没有实现。可这些念头从来没有消失过，我从小对好看的衣服极为敏感，那些被人们所讥笑和不齿的女人因为漂亮和风情让我暗自倾慕。
　　
　　那一块美丽的花布在裁缝手里变成一件漂亮衣服时，我的眼睛散发着炽热的光芒——裁缝踩着缝纫机的样子太性感了，那声音“嗒嗒”的，胜似任何花开的声音。
　　
　　小时候我便不合群，特别喜欢跟男生打架，母亲买的红袄不讨我喜欢，便自己骑单车去换成绿色的。
　　
　　为买到一块好看的花布做裙子，我转遍了霸州城所有商店，包括那些角落中的小卖部。长大后我有两件东西最多：一是书，二是衣服。
　　
　　很多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难免夸张、奇特。偶尔想起裁缝梦，怅怅然。
　　
　　那时小城的文化馆是最雅致的地方。细长的小院，院中有两棵极粗的合欢。东侧屋内有唱戏的人，评剧或者梆子，两边的屋子有幾十种订阅的杂志——《人民文学》《十月》《中篇小说选刊》，那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在阅览室看这些杂志，那阅读台是紫色的桌色，有些坡度，放上杂志刚刚好，窗外的合欢开得正好，那个少年正读张承志的《黑骏马》，她几度哽咽，热泪盈眶，怕人看见，便偷偷用袄袖拭去泪水。
　　
　　那个少年便是我。
　　
　　文学馆还有一个狭窄的后院，穿过月亮门便是了。在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小院让人极富想象，我曾偶尔推开一扇门看到过一幕——书桌上摊着散乱的手稿，是那种三百字的稿纸，上面写着《长久的天空长久的雨》，落款是阎伯群。
　　
　　我羡慕极了，作家，写小说。更关键的是：不用上班。而且可以每天听戏、看书、闻花香。
　　
　　我第一次萌生当作家不错的念头。这比当裁缝和放电影看起来更无所事事。
　　
　　毕业后分至单位是闲差，与H写信聊川端康成和弗里达。每日在饭桌上写信，那些信淡到不能再淡，现在看来仍然不失韵味。H仍然在南孟教书，目光依然如少年炯炯，五十岁的人仿佛没有年龄。
　　
　　有三四年我甚是颓废。半字不着，每日与单位同事打扑克。我很快成为个中高手，打扑克落下腱鞘炎，2011年去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学，和学生谈起打扑克打到腱鞘炎，他们乐得前仰后合，我亦不相信那时我所经历的日与月。
　　
　　但日子就那样荒废了——不自知过了五六年，只每日打扑克，简直要忘掉写字这件事情。后来想起亦是不悔，那样快意的人生亦是清水照芙蓉，也好。
　　
　　我总以为可以没有写作。殊不知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我另一个自己、另一种叙述、另一种表达。
　　
　　失去写作我可以活得很好，但肯定少了味道和气质。这还不是顶要命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写作搭救过我遇险的心。
　　
　　在最彷徨、最寂寥、最孤独无助时，写作不仅是救命稻草，更像亲人，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只要我要它，它永远要我。它不嫌我老、丑、脾气坏，不嫌我是处女座、个性倔强，不嫌我不会打理人情世故，它老实地在那里又温顺又体贴，又敦厚又仁慈，它是我永远的亲人，我们将终生在一起，一直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