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样本

李福昌坚持40年写日记，记录自己身份转换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小事情，在不经意间他用70余本、200多万字，记录下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
　　
　　李福昌一生的角色包括农民、工人、美术教师，还开了20多年面馆。几十年后达成的成就，是在西安买下3套房，为妻儿落了城镇户口，将两个孩子供上大学。他的一生平淡无奇，类似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生。
　　
　　儿子敬佩李福昌，他说自己父亲的一生，是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样本，也是一个时代不应被忽视的寓言。
　　
　　没想到这社会变化这么大
　　
　　“我家成分高，我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才能争取机会。”在儿时，邻居大哥会画画，李福昌“感觉挺好看，也就爱上了”，连外出割猪草都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对着山水牛羊临摹起来，同时还练就一手好字，小学还没毕业，村里刷标语，就被他一个人承包了。
　　
　　李福昌没有想到，这些儿时爱好，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只晓得，邻村一位大婶“觉得这娃将来会有出息”，坚持把自己当妇女主任的侄女介绍给他当媳妇。
　　
　　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全面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李福昌的名字出现在上线大红喜报上，但却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最终他还是顶替父亲的岗位，成为最后一拨子女顶替就业制度政策的受益者。进城当了工人后。他给农村的未婚妻写了19封信，表示自己是不会当陈世美的。
　　
　　1983年12月1日，李福昌在街上画速写，被附近小学的校长“相中了”，第二天就被通知报到，成了小学美术老师。
　　
　　1985年2月，学校的食堂因为没人吃饭“塌火咧”，校领导在教职工会上问“谁愿意承包”，台下无人应答。此时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但做生意在文化人的潜意识里，“还是被认为是没办法的无能表现”。
　　
　　李福昌举起了手说，总不能让老师学生没饭吃吧。领导顺水推舟称，每月要交70元的承包管理费。“话说出去收不回了，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生意红火是他没有想到的，“一分二分的纸币，每天能收一面盆，当日营业额都在30元左右”。他却开始发愁“要这么多钱干啥”。
　　
　　1995年，李福昌所在厂子“实在混不动了”，面对无奈的下岗和国家鼓励的停薪留职，单位上下避之不及。李福昌却第一个举手表示首先响应政策，领导重申了三遍，“你可要想好”。李福昌借了1500元，才凑齐了3600元的转让费，盘下了别人经营不下去的一家饭馆，当天他在日记里给自己鼓劲，“当上个体户，也算把全家6口人的身家性命押出去了。”
　　
　　在经营面馆那段时间，李福昌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每天骑着加重28自行车买两次菜。“干个体大小事情都要操心，晚上紧张地睡不着。必须喝两小杯酒才能放松。”
　　
　　合法经营是最低的运营成本
　　
　　李福昌保留下来的日记是从1987年7月11日开始的。“只有时时体谅他人，宽容他人，才是每一位公民应该有的态度。”他说自己也有看不惯想不通的事情，写出来，与自己和解了，也就不会憋得慌。
　　
　　他批评自己雇佣的厨师“不是刀工太差，而是干事不上心”，“过了两天就看到他把面条往泔水桶里倒。我当时生气地就想冲上去把他揍一顿。”最后他在日记里劝自己，“找机会还是和他谈一谈”。此后那个厨师跟着他干了四年，在西安也开起饭馆，当了老板。
　　
　　“市容城管把摆在街上的桌椅板凳收走了，還到我店里拿东西。”李福昌在日记里痛陈粗暴执法，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出理解，“毕竟城市是大家的，都应该守这个秩序。”
　　
　　李福昌日记里描述当年的社会治安“真是太糟糕了”，“我在市场里丢了两辆摩托车。”“小偷在那掏包，老板只能挤眉弄眼递眼色。”
　　
　　辖区工商所到李福昌面馆店里吃饭，结账付了全价146元。钱收了，他的心却悬了起来，“人家以后给我找茬怎么办？办事会不会给我使绊子？我这个店手续齐全，又没违规，我怕什么？”之后，李福昌“硬着头皮到工商所办手续，没想到挺顺利的。看来合法经营是最低的运营成本呀。”
　　
　　“自立门户搞创业的人越来越多，不停涨工资也留不住服务员。”李福昌日记里还谈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都想当老板，可老板也很苦呀。”
　　
　　“新房装修的材料，屋内用品及家电多是名牌。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就在我身上发生了。”“今天装了电视机顶盒，能收到许多台，回忆当年17时黑白电视，到今天29寸彩电，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变化。”
　　
　　李福昌的父亲和皮货打了一辈子交道，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穿上了皮鞋。“他辛苦忙碌一辈子，没想到勤劳致富的梦想，却在儿子这一辈实现了。”……
　　
　　2011年8月19日晚上，李福昌卖了一份13元的凉菜，里面有些是中午做的，可顾客觉得不新鲜，结账时嘟囔不值。53岁的李福昌于深夜里懊恼：“根本不是因为钱……我知道错了，糊弄了客人，决不能再犯。”
　　
　　枕边日记将儿子“逼”进了大学
　　
　　厂里的老同事都说李福昌身上有一股韧劲。他说这都是逼出来的。而最让他得意的，是他用日记把儿子“逼”进了大学。
　　
　　2002年时儿子上初二，李福昌被老师喊到学校：我看你经济实力还行，趁早把孩子领回去，买个出租车搞经营吧。李福昌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感觉脸上被扇了耳光。”“赚钱再多，要是把娃学习耽误了，我还要钱干啥？”
　　
　　“爸不会放弃你的。你有优点，爸相信你将来会有出息的。”李福昌下午买菜前，都会趴在桌子上写日记，“其实就是给娃留话”。实在没时间写日记，也要给儿子剪贴一篇报纸上的文章。他问儿子“放在你枕边的日记本看不看”。儿子说有时会看一下，有时就把日记本扔一边去了。李福昌还是坚持发现儿子的优点，然后针对问题提出具体改正要求，最后用红笔提出一点小希望。
　　
　　2006年儿子被四川大学录取。在庆功宴上对众人解释说，仅在高中阶段，父亲写的6本日记一直鞭策自己按时回家、不进网吧，力争按时完成作业。
　　
　　李福昌一双儿女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对此他自豪地记上了一笔，“虽然大学在不断扩招，可是在乡下老家和我所在的工厂，还是被称赞为放了卫星”。
　　
　　2016年4月1日，为了专注照顾患病的母亲，李福昌把经营得很红火的面馆，一狠心关了。母亲去世后，他心里一直感觉“空落落的”，“忙了一辈子，实在不能适应没事干”。
　　
　　每次上街健步走，李福昌禁不住打量街边餐馆和贴着“出租转让”的门面房，“还想着再把面馆开起来。赚钱不重要，主要是不能把这岐山面的手艺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