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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是庸常之人还是仁圣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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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到底是一个庸常之人,还是仁圣之君?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他的庙号说起。仁宗去世之后,庙号为“仁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帝王。
  
  那么“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先来看看宋仁宗的扮演者王凯的理解。王凯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心中的宋仁宗,一个是仁,对所有人包括百姓、身边的内侍宫女,还有每天追着他‘骂’的谏官,都怀有仁厚之心;另一个是忍,他是特别孤独的,他没有自己,他所有的感情甚至自己的身体都是国事,在千百双眼睛中生活。”
  
  我觉得王凯很精准地把握到宋仁宗的特点,那就是“仁”。仁宗生性仁厚,对大臣、对宫人、对百姓,确实很仁慈,我举一个例子:据野史笔记记载,成都有一个落魄文人,写了一首很反动的诗歌,鼓吹四川独立,与朝廷对峙,并把诗歌献给了成都太守,太守一看,吓坏了,赶紧报告朝廷。但仁宗皇帝看了诗歌,淡然地说:这不过是落魄文人想要当官罢了,给他一个闲官当当吧。
  
  是不是很仁厚?
  
  不过,如果我们将仁宗的仁仅仅理解成仁慈、仁厚,未免有些浅薄。儒家解释过“仁”的含义:克己复礼谓之仁也。什么是克己复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激情,服从制度的约束。王凯说仁宗皇帝的另一个特点是“忍”,其实这个“忍”就是“仁”的含义之一。
  
  我们来讲几个小故事,通过这几个小故事,可以理解仁宗之仁。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内苑跟大臣散步谈话,走着走着,几次回头张望,大家都不知皇上的意思。回到宫内,仁宗赶紧交代宫女:“渴死了,快给我倒杯热水。”宫女问道:“官家刚才在外面,为何不喝水,忍着口渴?”仁宗说:“我几次回头张看,都未看到提水的燎子。如果出声询问,只怕那燎子会被问罪,只好忍着口渴而归。”顺便解释一下:燎子,原本是用于烧汤烹茶的炭炉。這里借用来指代司燎炉供应茶水的皇室服务员。
  
  还有一次,早朝,仁宗皇帝上朝,面色很不好看,大臣问:“陛下今日面带倦容,是哪里不舒服吗?”仁宗说:“没事,只是昨晚没有睡好。”大臣有点怀疑,以为皇帝昨夜与嫔妃谈情说爱花了过多的时间,于是进言,陛下请注意保养圣躬,不可沉溺于美色云云。
  
  仁宗大笑说:“卿等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因为肚子饿,才失眠了。”大臣大惊说:“这这这怎么回事?”仁宗说:“昨晚睡觉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吃烤羊排,但寝宫里又没有羊排,因此饿了一宿。”大臣说:“何不叫厨房供应?”仁宗说:“我也想过,可是祖宗法中并无夜供烧羊的先例,如果由我破了例,后世子孙自此仿效,不知每夜会杀几头羊!还是忍点饿算了。”
  
  承平时代,国泰民安,锦衣玉食的皇帝多得是,能自觉克制自己对美食的口腹之欲的君主,却是少见。别说别人,我自己就做不到,每次看到烤羊排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仁宗的忍渴挨饿,既是仁厚,也是忍耐,合起来,就是仁。
  
  对帝王来说,口腹之欲算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要克制自己说一不二的权力欲望。仁宗皇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嘉祐年间,曾有一个官员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中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是如何回答的?仁宗说:“治理天下,不能由我一人独断,若都是我一人说了算,如果做对了还好,如果做错了,难以改正,不如大家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然后以宰相的名义发布决策,倘若在执行的过程中发现错漏,则有台谏指出来,改正也容易一些。”
  
  再举一个小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这是什么文章?”仁宗说,“是台谏的奏章。”梳头宫女又问:“台谏又上奏了,说了什么事?”仁宗说,“台谏说:雨下得太久了,恐怕是后宫里的嫔御太多所导致,需要裁减一些。”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要说三道四。”仁宗不答话。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如果非要裁减宫女,请从我开始。”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人出宫,第一个就是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梳头宫女是官家所爱,为何作第一名遣送走?”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电视剧《清平乐》也讲到这个故事。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仁宗皇帝非常清楚地知道:作为皇帝,独揽大权、朝纲独断,虽然很爽,但也非常危险。这就是对权力欲念的克制。
  
  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认为我有“明君情结”,有“人治思想”,对不对?我甚至可以猜到,会有朋友要发出告诫:“皇帝的美德是靠不住的,制度才靠得住。”
  
  其实呢,当我们说到仁宗皇帝的美德时,说的恰恰就是宋代的制度与政体。比如说,皇帝的诏书,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圣旨,是皇帝权力的体现,代表了朝廷的最高命令,但宋朝皇帝诏书的颁发,有着非常严密的程序,并不是皇帝顺便说几句话,或者叫一声拟旨,便马上有了一道圣旨,大家必须执行。
  
  其实,宋朝的所谓圣旨有专门的人起草,有专门的人审核,还需要宰相副署,由宰相机构颁发。皇帝如果绕过这些程序,直接下旨,是违反制度的,大臣也可以不执行。我们如果看过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圣旨,就会发现一个不同:明清圣旨的最后,是一个代表皇帝的印章;而唐宋圣旨的最后,是一大串签名,那是负责宣行、审核、签署、颁布这道圣旨的官员的署名,没有这串签名的皇帝私旨,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诏令。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仁宗的克制,无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
  
  仁宗皇帝曾说过:“老是有人言我没有决断。并不是我不想决断,而是国家有制度、惯例放在那里,我也需要遵守。如果违反制度,便成过失。”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因为当时的祖宗之法、惯例、官僚体系、士大夫集团,都对他的权力形成一定制约。
  
  让我再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内廷有一些内侍犯了罪,仁宗皇帝便绕过司法机构,径自做出判决。有一位谏官便站出来抗议:天子怎么可以如此具体地参与案件的审判?仁宗说:为何?这个谏官说: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都关涉到罪名之小大、刑罚之轻重,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有受到法律训练、通晓法理的专业司法官,才可以做到平衡把握。君主哪怕有天纵之英明,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因此,“出于圣断”的司法裁决,很容易“前后差异,有伤政体”,损害司法权威,破坏司法制度。而且,皇帝如果兼职当了法官,那还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
  
  这位谏官还建议:从今以后,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都请移送司法机构依法审判,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宋仁宗不敢再逞强,批准了谏官的提议。
  
  总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断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宋朝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治理天下的主体是士大夫,而不是仁宗一个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选择、任用贤能的士大夫,拜他们为执政官,为台谏官。仁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最近出版的仁宗传记,副题就叫“共治时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仁宗既是一个庸常的人,也是一位仁圣的君主。

宋仁宗是庸常之人还是仁圣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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