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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亡,这是一篇颠覆你认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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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但这些发布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一
  
  当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就这样,巴金在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因为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的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二
  
  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文章这样写道: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患了胰腺癌。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子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文在了身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兒,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里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让谁帮助我。”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回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插管等等。罗点点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三
  
  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何谓缓和治疗?即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而有尊严。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曾任北京军医总医院肿瘤科主任的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数据表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四
  
  这是上海“丽莎大夫”讲述的一件普通事——一个80岁老人,因为脑出血入院。家属说:“不论如何,一定要让他活着!”四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他活了下来。不过气管被切开,喉部被打了个洞,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偶尔,他清醒过来,痛苦地睁开眼。这时候,他的家属就会格外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拯救了他。”后来他的气道出血不止,他需要更加频繁地清理气道。
  
  每次抽吸时,护士用一根长管伸进他的鼻腔。只见血块和血性分泌物被吸出来。这个过程很痛苦,只见他皱着眉,拼命地想躲开伸进去的管子。
  
  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而他们表示要坚持到底。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儿薰衣草吧。”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
  
  十天后,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我问自己: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五
  
  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当死亡不可避免地来临时,你期待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如果你是绝症患者家属,你期待家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人世?数年前,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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