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钱锺书与杨绛的女儿钱瑗女士于1997年去世，钱锺书于1998年去世，杨绛先生自己生活的这十几年，若没有文化信仰支撑，该有多难过……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感叹人生如梦。
　　
　　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我们仨”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只不过各家各个样儿罢了。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现在我们仨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各踞一张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阿瑗回家，我们大家掏出一把又一把的“石子”把玩欣赏。阿瑗的“石子”最多。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只配做我的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但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轻易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时才发问。锺书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照顾，又显得很弱小。
　　
　　他们两个会联成一帮向我造反，例如我出国期间，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瑗轻声嘀咕：“狗窝真舒服。”有时他们引经据典的淘气话，我一时拐不过弯，他们得意地说：“妈妈有点笨哦！”我的确是最笨的一个。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爸爸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锺书的审美远比我强，但他不会正确地说出什么颜色。我们会取笑锺书的种种笨拙。有时我们夫妇也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
　　
　　我们的女儿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有着封建顽固头脑的男人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的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锺书一模一样地翻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锺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阿瑗是我的生平杰作，锺书心中的“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
　　
　　锺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锺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锺书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锺书于1994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阿瑗于1995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