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城市的最后一封情书

梁思成于1949年6月写下《城市的体形及其计划》，其中有这样一段：“有限度的市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与大自然接触。”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差不多像是在读一首忧伤的旧情诗。今天看来，这段话真像是“写给城市的最后一封情书”，因为，这样“有限度的城市”，在中国，哪里去找？
　　
　　“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度！”在网上查了查，2005年的数据，成都市中心城区人口已经达到400万了。大约这个数字还不能让政府满意吧，我们要建设国际化大都会。国际化大都会怎么可能在城市中间出现农田呢？
　　
　　王军先生在《城记》里说，梁思成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北京城改造方案没有被当局采纳，60年过去了，现在的北京还在吃那时错误方案留下的苦果。北京城的城市发展是典型的“摊大饼”，也就是围绕中心城区无限向外扩张，饼子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拥挤，空气质量逐年下降，环境越来越糟糕。和这些同时出现的，还有大量古迹、民居的消失，拆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既然北京城的发展模式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到了现在，他们还在“摊大饼”呢？成都是这样，我到过的绝大多数城市是这样。在欧洲很多国家，他们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城市中间才会有大片的森林。而我们，就说成都吧，好不容易弄了个浣花溪“森林”公园，周围还搞成那样，成为部分人的专享。
　　
　　沈从文194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中间有一段乌托邦式的畅想：“北平实如一大花园，警察数目与待遇，均宜与花匠相等。警察局长最好为一戏剧导演或音乐指挥，其次则为一第一流园艺专家，不必属于党系人物；警察受训，所学宜以社会服务、公共卫生及园艺学为主课……”
　　
　　这样的愿景像童话一样美好。
　　
　　而《城记》里有一个细节，1950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对身边的彭真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作家勒·克莱齐奥在他的小说《乌拉尼亚》里用这些形象诅咒城市：臭水沟，红灯区，垃圾山，虚伪的人类学家，唯利是图的商人，骄傲的革命者，在生活最底层挣扎的乞丐，还有陷入绝望的男人和女人。城市在他的眼里就像地狱，与这些对应的，他还创造了一个反抗這一切的理想国度：在墨西哥一座城市的边缘有一块地方，人们叫它坎波斯，这里的公民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这里创造了一种区别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简单而且平等的，孩子是不用进学校的，大自然就是他们的课堂，他们通过劳动，通过聆听，通过生活来学习，他们要学习的不是知识，而是自由和真理。大人也要学习，大人还要向孩子学习。这里的节日不是为了庆祝某个事件，不是源于某个传说，不是为了欢聚，节日里，他们唯一要做的是仰望星空。
　　
　　虽然现在再也找不回小时候住在乡下时对城市那种近乎神圣的向往，但我还没有勒·克莱齐奥那么失望。我喜欢城市，喜欢它的喧哗，这种喜欢的程度甚至有时候和喜欢乡村的宁静是一样的。有一天在工作室加班，清晨回家的路上，看到清洁工在扫大街，便利店的小妹打着哈欠拉起卷帘门，送报纸的大姐从对面走来，浓雾渐渐散开，我想，这就是我还爱着的城市啊。我又想我还算是一个心存梦想的人，对一座城市还怀有纯洁的梦想，在城市的喧嚣声中穿行的时候，还能去相信一些东西，觉得一切不算太糟。
　　
　　卡尔维诺说：“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成的。我们有两种避免受苦的办法，对许多人来说，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找出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或许，如果再乐观一点，可以把这段话中的“地狱”改成“天堂”：生者的天堂也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