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65年

相遇
　　
　　1937年的春天，太阳落得早。
　　
　　太姥爺那年刚满20岁。他的母亲病危，家里很早之前就准备了棺木和寿具，可疾病让他母亲瘦成了一把骨头，寿衣得重新做。于是，太姥爷到镇东边太姥姥家的缝纫店，去重新给母亲定做寿衣。
　　
　　整个散花镇，就数太姥姥父亲的手艺最好，连邻镇的有钱人都慕名而来。生意太好，伙计忙不过来，太姥姥就来帮忙。她站在柜台的暗影里，轻言细语地说话，用笔认真记下客人交代的尺寸。她常常穿湖蓝色的褂子，扎着油亮的大辫子。太姥爷猜她一定是摘了皂角用井水洗的头发，隔得那么远，都能闻见清香。
　　
　　太姥姥也留意过太姥爷。这是个朴实诚恳的年轻人，有一双忧戚清亮的眼睛，说话和和气气，写得一手好字。她虽然看不懂，但喜欢看。
　　
　　寿衣做好后，太姥姥认为黑色太素，便在袖口处绣上凤凰——有种用敦实的吉祥压住悲怆的感觉。太姥爷拿回家，他母亲很满意。
　　
　　太姥爷回忆着缝纫店的姑娘，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太姥姥生得美，也有不少达官贵人提过亲，但她父亲一概没有答应。她父亲知道，凭自家这点儿家底，女儿嫁到这样的人家无非是做小，可是好好的宝贝闺女干吗要受人轻贱！再说乱世里什么都是说不准、靠不住的，当权的、有钱的一旦失了势，败落起来也容易啊。
　　
　　太姥爷家世代行医，太姥姥的父亲对悬壶济世的行当是有些敬仰的，再想到手艺人端的是百家饭，总能太太平平地把日子过下去，不至于委屈女儿。所以，太姥爷这边一上门提亲，他立马就答应了。
　　
　　次年开春时节，太姥姥就嫁进了太姥爷家。太姥姥爱吃桑葚，太姥爷就对她说：“你喜欢哪棵桑树，我们就在旁边盖房子。”当时，太姥爷年纪虽轻，医术却不俗，很受当地人爱戴。他帮助过的石匠、瓦匠、泥匠听说他要盖房子，都争着来帮忙。
　　
　　不到两个月，房子就建好了，是一栋用石头砌成的房子，结实美观，冬暖夏凉。
　　
　　别离
　　
　　1941年冬天，散花镇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半夜时分，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太姥爷远房的表兄。他前几年一直在太姥爷这里看病，身体调理得差不多后，就去东北伐木赚钱。怎么突然回来了呢？
　　
　　原来，日军在哈尔滨郊外成立731部队后，表兄被抓去，成了日本人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品。后来趁着某天下暴雨，他打倒看守，逃了出来。他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一回家就找到太姥爷，恳求救命。
　　
　　经过太姥爷诊断，由于服用多年的大别山药草和鼠疫细菌呈相克之势，表兄的体内竟然存在大量免疫血清，让他被注射了鼠疫细菌后仍能安然无恙，成功躲过一劫。和表兄彻夜长谈后，太姥爷得知日寇在东北一带令人发指的细菌实验暴行，怒不可遏。
　　
　　没过两天，湖南常德被日军投下鼠疫弹，大量老百姓死亡。太姥爷听说后，决定去一趟湖南，他要研制出药方，解救百姓。
　　
　　太姥爷远赴湖南是在那年腊月二十九，天冷得像在下冰刀子。镇外的清水河面全部被冻住，人可以稳稳当当地在上面走上一个来回。太姥爷喝了白酒，在堂屋里坐了许久。他回厨房盛了一碗汤，喂孩子喝下，把碗放在桌上，转身就出了门。
　　
　　太姥姥拉着孩子将太姥爷送出镇外。太姥爷深吸一口雪后清新的空气，自言自语道：“雪下得真好，明年肯定是个丰收年。”又回头嘱咐太姥姥：“灶火要烧得旺些，大过年的，烧得旺，明年才好过呢。”
　　
　　太姥爷带着盘缠和草药走远了，在雪地里慢慢地成为一个小黑点。天地空旷，只有那个声音在回荡：“等我回来烤火啊。”
　　
　　那一年，太姥姥22岁。
　　
　　枯坐
　　
　　抗日战争胜利的1945年，太姥爷离家已4年了，却杳无音信。
　　
　　太姥姥盘了一间小店，靠给街坊邻居做衣服度日。她手艺好，又有耐心，维持生计尚不困难。年轻的时候，她父亲说的那句话当真没有错：“能让我们依靠的，只有手艺。”
　　
　　每年冬天，家中的炉火都烧得很旺。可太姥爷始终没有回来，也没有来信。
　　
　　日子一天天过去，太姥姥将家中的老人都送了终，将弟弟妹妹们都操持成了家，连她自己，也有了女婿，有了外孙女，然后外孙女又有了女儿。
　　
　　我在1981年出生，是太姥姥的曾外孙女。这一年，太姥姥62岁，太姥爷离开她已足足40年了。她曾经是个爱干净的小姑娘，现在仍然是个随时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老太太。
　　
　　她习惯摘皂角洗头发，习惯将头发绾成髻，习惯穿布鞋，习惯用桑葚做成果酱和酒。她腿脚灵便麻利，不肯轻易老去。
　　
　　在我的记忆里，每到冬天，太姥姥总是穿着藏青色的褂子坐在大灶旁打盹。她会帮小辈烤点糍粑和红薯，弄得一屋子香味，而窗外是飞扬的雪。
　　
　　她不大说话，从清晨到黄昏，总坐在那里。后来我每次想到“生命”这个词，就联想到一个老妇人独坐一隅的情景。
　　
　　回忆
　　
　　1992年爸爸调动工作，我家搬到了城里。我们想接太姥姥到家里住，她却不肯，执意要留在散花镇度过宁静的晚年。
　　
　　每次回小镇探望她，我都会带些服饰类的杂志给她看。她耳不聋、眼不花，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不识字，但对着那些服饰图片仍会惊叹和称赞。
　　
　　姥姥和妈妈继承了祖业，都从了医。但我自小晕血，无法从事医科，每次看到太姥姥，都很羞愧。她却不那么介意，跟我说：“家有万金，不如一技傍身。”
　　
　　我考上大学那年，回小镇看她，跟她说我学了计算机，她听不大明白，我解释说可以用它画画、写文章，她就很高兴。那个暑假，天气炎热，太姥姥很早就出门给我摘桑葚，然后用井水镇一下拿给我吃。那桑葚，有种说不出的美味。
　　
　　有一天，日头毒辣，我去找她，给她戴上一顶草帽。我们坐在树下休息，拉家常。她有一句没一句地给我讲起家乡的琐事：谁家的孩子很孝顺，谁家的媳妇心地好。我听着，晃荡着脚哼唱一首童谣：“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
　　
　　太姥姥忽然想起什么，指着屋后薄刀山上一处墳地说：“还不错吧？修了几年呢。我要是走得早，等你太姥爷回来，将来就和我合葬，很宽敞的。”
　　
　　那片土坡长满青草，郁郁葱葱，尽头有阳光，天显得极为高远辽阔。太姥姥看着远处油绿的稻田，比画了一个高度说：“那年我和你差不多高。”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太姥姥和太姥爷的故事。
　　
　　1937年，她是个梳大辫子的姑娘，会绣凤凰和蝴蝶；1939年，她穿月白色的衫子为病人熬中药；1941年，她的丈夫远走天涯，而故园的桑树年年枝繁叶茂。
　　
　　希望
　　
　　2003年，我遇见了想要遇见的那个人；2005年年底，我带了那人回到散花镇去见太姥姥。
　　
　　到达时正是午饭时间，小镇落雪了，很早天就黑了。
　　
　　祖屋看起来并无太大变化，只是更陈旧了些，屋檐上结着冰柱，门前的桑树上挂着红灯笼。
　　
　　亲戚们早就自立门户，太姥姥喜好独处，他们便走动得少。逢年过节，亲戚们送些老人适宜吃的水果、软糖和藕粉之类，闲时偶尔来坐坐。
　　
　　堂屋里的电视是前几年妈妈买回来的，太姥姥终日开着它，说房间里有声音，热闹些。
　　
　　吃过晚饭，我们围坐在火炉前看着电视聊天。太姥姥最爱看《湖南新闻》，看得很专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特辑里，播放的是日本731部队的罪行。黑色字幕上打出湖南常德县志中的话：“日本731部队在华期间，对中国大陆展开细菌战……”然后是一长串遇难者名单，有不惜以死抗争的爱国英雄，有无辜受害的平民百姓……在民间义士那一栏里，我看到太姥爷的名字，在无数名字中间。
　　
　　我看向太姥姥，她平静地盯着荧屏。我的心落回原地，心想，还好，她不识字。太姥爷早已不在人世是意料中的事，但只要未被证实，就还有希望。太姥姥大半生都在等他归来，可是，太姥爷其实已经去世64年了。
　　
　　我出去站了一会儿，小声哭了起来。
　　
　　有孩童在打雪仗，我在雪地里跌了一跤，一点儿都不想站起身。回屋的时候，太姥姥拉着我的手说：“我昨天梦见屋后的薄刀山着火了呢，很红。”
　　
　　厨房的炉火仍烧得旺，我进去添了一把柴火。又想，还好，太姥姥不识字。
　　
　　沉痛
　　
　　太姥姥是在2006年3月19日去世的，那天离春分不远了。
　　
　　在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我翻出一本残旧的账本。历经大半个世纪，纸张发黄脆薄，折角的那一页上，赫然有太姥爷的签名。那是1937年春天，他到太姥姥家的缝纫店取寿衣时写下的字迹。
　　
　　太姥爷是在冬天出生的，名字是“童冬来”。普通的名，沉痛的字，反复地出现在账本的空白页。起先是笨拙的笔画，渐渐地就写得流畅了，应该是太姥姥的临摹体，她想等他回来给他看吧。
　　
　　她的确不识字，但“童冬来”3个字，她看了那么多回，默念过那么多次。她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这80多年的人生一样。她一定在《湖南新闻》里认出了他的名字。
　　
　　可她若无其事地又活了那么多天……她是不想让我们伤心吧。
　　
　　我的童年与一个名叫散花的小镇有关。我记得小镇的河流、桑葚和白雪，以及一些久远的味道——光线昏暗的店堂里，中药被分门别类装进一个个小格子里，它们一律有着漂亮得可以直接拎过来入诗入画的名字。
　　
　　很多年了，那种清苦的气味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