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驰名世界的奇迹

索尔·贝娄这篇文章写于1970年，他提供了认识美国的新视角，代表美国的也许不是其广袤的大地和安静的小城，而是最具有辐射之力的拉斯维加斯和纽约等城市。这些地方才更具备文化的介入性和影响力。“那些想……进行沉思冥想的人，如果在别的地方采取一种沉思立场的话，那就算是谨慎明智了。”这篇文章也许是对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的最好提醒。
　　
　　对纽约，美国人是怎样看的呢？这一点，或许同问苏格兰人他们对尼斯湖的怪兽有什么感受相差轩轾。纽约是我们传奇般的现象，是了不起的所在，是我们驰名世界的奇迹。有些人似乎希望，它只不过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谣传。不过，正像人类事物所表现的那样，它非常真实，过分地真实。别的美国城市微露端倪的东西，在纽约却得到了浓缩和放大。在这里，人们觉得自己处在了万物的中心。这当然正确无误，但又十分异样。
　　
　　在纽约，正如在所有的巨大首府里一样，人们举手投足往往具有象征意味，并且总想表现出那个地方的精神。一位来访的外交家写信来，对一个匿名的人表示感激，说是那人捡到了自己的钱包，交到了失物招领处，因而完璧归赵。时代广场外，一个盲人遭到了袭击，他的领路的狗给偷走了，身上流着血，哭哭啼啼的。这时，警察就会嘟囔着说：“这只能发生在纽约。”在这里，可以发泄冲动，而处于安静环境时，这些冲动就会受到压制。在每一条大街上，人们都受到了“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教导。
　　
　　纽约骚动而焦虑，难以容忍，无法控制，而又魔鬼一般。没有谁能够对它做出充分的判断。即使是沃尔特·惠特曼，今天也不能在情绪上把握它；这样做，可能会叫他全军覆灭。那些想对这一现象进行沉思冥想的人，如果在别的地方采取一种沉思立场的话，那就算是谨慎明智了。而那些希望体验它的深不可测的人，还是小心行事来得好。我在纽约住了十五年，陪伴了它十五年，如今，住在芝加哥。
　　
　　在别的城市和地区，地方的骄傲已经消歇。原有的天真自信也去而不返。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得克萨斯州已不再说大话。戴雷市长的芝加哥也不再夸耀。本世纪之初，芝加哥原是一个地区首府。一八九三年，它梦想着成为一个世界城市。学者、建筑家、诗人、音乐家，从印第安纳州北上，从威斯康星州南下，从内布拉斯加州东进，来到了这里，而到二十年代末，中西部的文化生活，却奄奄一息了。驶离芝加哥的火车装载着猪肉，也装载着诗人，而城市也迅即沦为了地方的时尚。
　　
　　好几代以来，年轻的美国人都在寻觅着更宽广、更深沉的生活。他们把小城镇丢给了商人和土包子，来到了巴黎或格林尼治村。毕竟美国的伟大目标不在于鼓励画家、哲学家和小说家。要想以画以文为生，就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远离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或者堪萨斯城。身为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外国侨民，这些移民盼望着发现梦想之州，以及艺术得以繁荣的特殊氛围。
　　
　　在二十年代，格林尼治村放荡不羁的生活，还十分优雅——甚至是颇有教养的，因为，它既吸引着富人，也吸引着作家、画家和激进的人们。老格林尼治村是一个堂然皇之的成功，一段时间以来，纽约，就某些鲜见的宝贵品格而言，果然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它那些自由诗人、大胆的情人、优雅的痛饮，它那些傻瓜和古怪人，它那些艺术家和革命家，吸引、陶醉并鼓舞了一代年轻人，增强了他们对家乡的丑陋和庸俗的抗拒。
　　
　　自然，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纽约成了美国文化生活的中心，消遣和轻浮的中心，激动的中心，焦虑的中心。但是，它却没有别出心裁的独立知识生活。它所给予的不是宁静，对艺术家所奉献的不是智力活动的空间。这里，人们不再讨论观念。我遇到过一个格林尼治村的老文人，只见他头发灰白，两眼乜斜，身上厚厚地挂了一层抗议的徽章，仿佛鳞片众多的鱼儿。他成了一个恍若隔世的文人。
　　
　　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这个国家的知识生活，在大学里找到了庇护所。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做派和观念，也在美洲大陆传播开来。纽约成了美国公众消费的文化商品的加工者和分配者。纽约现在的文化领袖，是公众瞩目的文人。他们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女，从来没有当过诗人、画家、作曲家或者思想家的经历，但是，在出版界，在博物馆，在基金会，在杂志上，在报纸（主要是在《纽约时报》）上，在时装业上，在电视上，在广告上成功地组织过创作、艺术、思想和科学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成了赚钱的手段，而且赚到手的钱还颇为不菲。
　　
　　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上，其权威性绝不逊色的兰登书屋的杰森·爱普斯坦告诉我们，纽约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去处——如果你每年能赚五万美元的话。他不如索性加上一句。说西奥多·罗萨克先生所谓的“反文化”，以及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敌对文化”，就是迪克·惠亭顿招徕这类财源的牌子；激进思想（有些思想已经相当陈旧，但是人们太过匆忙，来不及亲自去读波德莱尔、蒲鲁东或者马克思的著作）的兜售是有利可图的；批评或者对社会的公开仇恨，在这个熠熠发光的城市里，也绝不是成功的障碍。
　　
　　但是，我并不认为，今天还会有什么人从爱达荷州博伊西飞来，热切地在纽约另觅那些对诗怀着纯粹之爱的作家，那些像雅典人一样，在公共图书馆的台阶上，等待着来讨论生存与正义的作家。那些公众瞩目的文人，对这些事情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文化的纽约，其繁荣是建立在这些伟大事物过去存在过的基础之上的，它现在还保持着这些事物依然存在的幻象。纽约是了不起的随声附和的买卖者。过去已经转变成了格林尼治村的租金和不动产的价值，转变成了食品价格和饭店费用，并从中获了益。纽约的繁荣，似乎也在于一种民族营养不良感，在于许多自认为孤独无助地陷入了美国这一空虚之中的人所抱的情感。在这一空虚当中，没有色彩，没有活动场所，没有生动的共同存在的感觉；人们也不能从全球着眼，来指手画脚地谈论生活。
　　
　　在美国，我们没有圣地，所以便以亵渎来应付。若要问一问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司空见惯的回答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生机活跃在旧金山、拉斯维加斯和纽约。”你到纽约旅行以后，回到芝加哥时，人们就会问你：“你都看到了什么？你当然去过剧院了。”然而，又能在纽约剧院里看到什么呢？人们的性器官。其目的可能是欢庆人们从清教主义中得到了解放，记录我们从性枷锁中得到了救赎。然而，《哦！加尔各答！》（为一出色情暴露剧，曾在百老汇连续演出一千多场）却真的是一出戏中戏，因为，纽约本身就是一个表现千奇百怪世相的民族舞台。局外人——这个国家里其他的人——看起来是会不厌其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