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重新认识中国

在哈佛的第三学期，我选听了一门特别的课程——《中国古典道德与政治理论》，授课的是普鸣教授。这门课成了我在哈佛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
　　
　　普鸣教授认为，21世纪的美国人和2500年前的中国人一样，都面临自我中心的困惑。他希望通过中国哲学思想赋予美国人具体的、革命性的理念，指引他们成为好人，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我看到，美国精英阶层，尤其是学术精英已经在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对此普遍持一种客观、肯定的态度。不仅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等名牌学府，很多其他的美国大学都设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
　　
　　我作为一名中国企业家来到哈佛，希望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学习，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学了这门课后，我发现自己不仅对西方文化不甚了解，对东方文化也不甚了解。我才意识到，自己不仅要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更要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该吸收的，哪些是该舍弃的，哪些是需要结合的。这样的心态，才是属于未来的。思想转变之后，我开始心平气和地看中国问题，理解中国的现状也容易多了。
　　
　　2007年年底，基于对市场变化的判断，万科决定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量缩减38%，并调低广州万科金色康苑项目的价格。2007年12月13日，我在清华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中英低收入人群住房解决方案比较研究”新闻发布会。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我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
　　
　　“拐点论”就此将万科卷入了一场风波。万科因此受到了房地产同行、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和公开排斥。在某市，一些已经购买了万科产品的准业主，觉得自己房子还没到手，开发商就降价，有情绪，冲进售楼处干扰销售，警察来了，却只是维持秩序。当时，我认为政府的行为就是不作为，觉得中国没有契约精神。
　　
　　原来我理解的契约精神，第一是要自愿，一定是在自由、平等、自愿的原则上达成的契约；第二，契约应该得到执行；第三，如果不执行，对于违约方有惩罚条款，对于损失方有补偿条款。
　　
　　但在哈佛上了普鸣教授的课之后，我对中国传统的契约精神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是有契约精神的，但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保人制，擔保人的连带责任非常重。二是同情弱者原则。比如，中国某个历史时期的地契买卖，除了有保人制以外，还会规定，如果卖方想赎回是可以赎回的，而且是按原价。这就明显是偏向弱者的。因为如果按西方契约精神，第一，是否能赎回，要看买方是否愿意；第二，赎回肯定是按市场价。
　　
　　同情弱者原则，对经济社会追求的效率价值没什么好处，但它追求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平，又与西方社会的某些价值观是一致的。只不过西方在关注弱者时，用的是第三种力量，即慈善、公益的方式，而在中国，政府充当了这一角色。
　　
　　回头看“拐点论”风波，我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但经营上怎么解决呢？我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各种节日，用优惠政策进行促销，既不违背现代契约精神，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
　　
　　有了哈佛的经历后，我开始正视、理解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并深入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人，该如何在其中掌握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