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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是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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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作家贾行家问我,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说是《聊斋志异》。
  
  我跟他开玩笑讲,我的青春期教育是通过《聊斋志异》完成的。一个书生,夜宿荒宅,接着,来了个美貌的女子,然后成就一段好事,开始一场传奇。这是一个不会追女生的大男孩最喜欢的故事类型。现在看来,《聊斋志异》对我的影响,确实超出其他书。
  
  我通读过三遍《聊斋志异》。第一次是在大学一年级放寒假的时候。在南方那个又潮湿又阴冷的冬天,我披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缩在被窝里读《聊斋志异》。读到兴奋的地方,我披衣而起,绕屋转圈。那种经常被点燃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第一次那么完整地体会到文言文的魅力。我对文言文有不错的语感,其中至少有一半功劳来自读《聊斋志异》。
  
  不过,这还不是我喜欢《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蒲松龄这个人。
  
  蒲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十九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他就得了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半个山东。蒲松龄起点很高,才气又大,年纪又轻,按照常理,只要努力,博个功名,考个举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举时代有一句话,叫“场中莫论文”,考场成败有时候跟文才没啥关系,与运气关系很大。蒲松龄的运气就特别不好。此后的五十多年,他一直卡在秀才这个级别上。考了一辈子,再无所获。
  
  蒲松龄一辈子的谋生之道,许多时候是在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虽然不能说多穷困潦倒,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他虽然和妻子刘氏感情很好,但是一生也是聚少离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写出了《聊斋志异》。
  
  你可能会说,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在官场不得意,这不是常态吗?杜甫有一句诗叫“文章憎命达”,有才华的人总是命运不好,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还是有点儿不一样。
  
  其他的文人,即使在仕途上不顺利,但还是可以将文学创作的成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国古代的文学,诗和词,才是最受追捧的文体。写出好诗词,虽然不见得能当官,但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李白诗名远播,连唐玄宗都要召见他。杜甫诗名远播,被剑南节度使严武关照,所以才有成都的杜甫草堂。就连柳永那样的填词高手,虽然当时词在文体上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皇帝也知道他,不是还让他“且去填词”吗?就算仕途不得志,但是柳永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文人只要有现实成就感,只要还能听得到身边传来的掌声,他的精神支柱就还在。
  
  但是蒲松龄不同。如果你读过一遍《聊斋志异》,你就会被蒲松龄的用心震撼到。它里面的文章谋篇布局之巧妙、遣词造句之精当,再大的才子,也是要倾注毕生心血才能做到的。
  
  你可以对比着看两本书,一本是清代大才子袁枚的《子不语》,还有一本是大才子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写狐鬼神仙故事的,名气也很大。但是,对比着一看,就知道,它们和《聊斋志异》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看《聊斋志异》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吃惊的感觉。写小说,这种在当时看来这么不重要的事,但蒲松龄每次下笔时,都有一种凛凛的敬重感。一字不苟且,一笔不草率。他心里的读者,一定不是当世的人。
  
  蒲松龄对标的人不是写小说的,也不是写诗词的,他对标的是司马迁。《聊斋志异》中许多篇小说最后的那一段“异史氏曰”,也是借鉴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其实,这两个人都以一人之力,创立了一种文体。更重要的是,在创作的时候,他们都极其孤独,都是一个人,没有知音,以一杆笔面对千秋万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著作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写的时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传下去。但是,他们都写了。
  
  借用司马迁的那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是不发这么大的愿,很难想象,蒲松龄能够坚持下去。
  
  如果对标到司马迁,就更能看出蒲松龄的非同寻常。
  
  司马迁写的《史記》是孤愤之作,他被汉武帝施了宫刑之后,身受奇耻大辱,一腔孤愤没处宣泄,全部扑到了写《史记》上面。
  
  但是蒲松龄的一生,并不曾面对这样的绝境。他的人生一直有很多可能性。对科举这条路,他一辈子也没有彻底放弃。五十多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刘氏劝他,算了吧,别考了。他还问刘氏,难道你不想做夫人吗?现在有记录的,蒲松龄是考到了七十多岁,一直考到走不动路为止。
  
  作为一个在乡间很受尊敬的读书人,蒲松龄对于社会事务也非常尽心。他写过《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编过《药崇书》,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向村民普及文化。他平时还为老百姓写过很多状子,参加救灾救荒。到七十岁时,他还上书检举贪官。
  
  回看蒲松龄的一生,十九岁春风得意,然后一路高开低走,以世俗的眼光看,他没有什么成就。如果换成一般人,心态早就崩溃了。但是蒲松龄没有,还是那么认真,对每件事都认真,下笔时的每一个字都认真。认真到就像他已经知道,这部《聊斋志异》在后世一定会光芒万丈一样。
  
  我从十几岁开始读《聊斋志异》,蒲松龄一直是我的一盏灯。认真做平凡的事,就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认真过短暂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对千秋万代一样。如此,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
  
  大学时,有一次,我偶然读到蒲松龄的一句诗,当时就流泪了。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与他恩爱了一辈子的妻子刘氏先他而去。他来到亡妻的墓前:“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我想喊你的名字,听到你的回答;我分开墓前的杂草坐下来,想跟你说说心里的苦楚。但是,我怎么敲你的墓碑,你也不回答,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天人相隔带来的巨大悲伤。也是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不只是这一世,你还可以超出自己的生命大限,向亲人、向后世诉说——无论小声地倾诉,还是大声地呼喊。就算对方听不见,你还是有了属于自己深情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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