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的午后

12月午后的潮州城，安静而闲散。我从香火缭绕的开元寺走出来，跳上一辆人力三轮车。“20块钱”，他说，“带你们在城里兜一圈。”
　　
　　他的普通话说得费力，结结巴巴，由北方口音演变成普通话，只是近300年的事情。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潮州话，据说才是真正纯正的中国口音。翻开《唐诗三百首》，如果你用潮州话来朗读，每一句都抑扬顿挫、合辙押韵。
　　
　　从开元路转过，是正在大兴土木的太平街。这条街也被叫牌坊街，那些曾经林立的牌楼是潮州的教育成就的展现，是天朝赐予这里的状元、进士、德才兼备的地方人物的证明。“文革”时，它们都被拆毁，如今工人们正在重建。
　　
　　潮州给人的印象矛盾重重。如果你在下午穿越那些小巷，看到小铺中的人们都在有条不紊地品着功夫茶，看到那些叫厝的小四合院里的茂盛植物；穿越昌黎路，看到开元寺的里僧人，傍晚围着收音机听潮剧的老人家，你会觉得历史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但是，表面平静下的改变从来都没终止过。我记得中山路上那家三层的晚礼服加工厂，它有个响亮的名字——金山，英文缩写GM（GoldenMountain）与通用汽车（GeneralMotor）一模一样。老板的眉毛浓密，像很多潮州男人一样，他的面宽，鼻梁与眼眉之间，生得很有力。他一杯一杯地劝我们喝功夫茶，兴致盎然地带我们参观他收藏了十多年的木雕和明清家具……
　　
　　在这个四层高的简陋的楼房里，世界被陡然打开了。那个古老、悠闲的潮州，与那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紧密相联。在潮州城外的砚峰山书院里，我看到了《潮州人在加拿大》、《潮州人在泰国》、《潮州人在法国》这一系列丛书。这家书院的创办人是典型的潮汕人，有一副好嗓子，喜欢水墨画，自封为“砚峰山人”。他的社会身份则是正大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大集团来自泰国，它的领导人谢国民同样来自潮州。“在泰国，潮州话可以畅通无阻。”华人占据着今天的泰国社会的主要经济与政治力量，而这华人中的潮州人又处于支配地位，正在试图重新夺回权力的他信仍可以讲流畅的潮州话。
　　
　　潮州近代的历史也是移民史，那真是命运颠簸无常的年代。在煤炭驱动的蒸汽轮船普及之前，潮州人会在季风季节，乘“红头船”的帆船南下，前往他们称之为“南洋”的地方。行程艰难、漫长，有被海面上的狂风暴雨席卷的危险。一条大船最多可以容纳超过200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随身携带一个瓷的水罐、一个笠帽、一条草席、两身换洗衣服，下船后，任由命运主宰。
　　
　　比苦力更幸运的是商人。从中国东南沿海到雅加达、吉隆坡、新加坡、曼谷，潮州人与福建人、客家人一起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商业网，香港是这个网络的中心。维持关系网的不是法律契约，而是他们视作一切的“信任”，这种信任建立在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上，他们只与自己相熟的人合作。如果不是兄弟姐妹，那么就是亲戚；如果没有血缘关系，就一定要是朋友；如果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同乡是确保这种信任的底线，他们通过潮州话、功夫茶和潮州戏、祠堂、妈祖庙来维持这种亲密感。
　　
　　出洋的人中最幸运与最勇敢的人，不名一文地离开家乡，在异乡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获取了显赫的社会声誉与地位。他们将大笔钱汇回家乡（侨汇一直是本地人的重要收入），不吝金钱与时间修缮祖居与祠堂。对于漂泊一生的他们，安宁与自我满足只能在传统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