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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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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阿偉在美国留学6年,工作3年后决定回国,理由居然是:解决午饭太难了。在美国,无论多么声名赫赫的企业都没有一间像样的食堂。虽然资产雄厚的公司24小时供应花样繁多的咖啡、大同小异的三明治、可搭配酸奶麦片来吃的艳丽浆果,但这是中国胃所渴望的食堂吗?它有筋道的兰州拉面吗?有花色繁多的粥品吗?有热气腾腾的馄饨吗?有糖醋排骨与椒盐小黄鱼吗?高帽子厨师笑吟吟地望着阿伟,以土耳其腔的英语向他大力推荐“大蒜酱冰激凌”时,我们的这位游子不免彻底失去了胃口。
  
  阿伟放弃唾手可得的绿卡,毅然回国应聘。父亲知道了倒也欣慰,只是嘱咐说:“到了新单位,不要躲在小角落里吃外卖,一定要去吃食堂,而且要勇敢地坐到大领导身边去。”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阿伟,领导也很寂寞,一旦到了年龄退居二线,常常一个人吃饭。你别看在食堂,一把手的餐桌上经常满满当当,可主动坐近的人,十有八九不想让领导好好吃饭,硬生生将吃饭现场搞成了述职会、研讨会、头脑风暴会。阿伟的父亲退休前也当过领导,他那会儿在食堂都不敢吃鱼,因为急着让他指点表态的人太多了,怕一不留神被鱼刺卡着。
  
  阿伟有些疑惑:“都跟领导坐在同一张桌上了,不谈工作谈什么?”
  
  父亲面授机宜:“可以谈谈综艺、刑侦剧、美国大选,以及领导的儿女如今可有什么升学谋生计划。要记着杰克·韦尔奇的名言,与董事长谈歌剧的人,反而晋升空间大。”
  
  在单位食堂,最动人的场面出现在每周星期三,退休老同事参加完工会的合唱团训练,集体到食堂吃饭。这是他们晚年生活中小小的高光时刻。为着训练,老太太们都烫卷了白发,涂抹口红,穿上了丝绒红裙;老先生们照例穿上了亚麻西装、白衬衣,打起了小小的丝绸领结。每个人的腋下都夹着手持活页歌谱,走进食堂时不由自主地拱背斜肩。
  
  有一天,当老顽童们的脸颊上画着国旗、手上拿着小红旗,在食堂进行快闪活动时,所有在职的同事,从“60后”到“95后”,齐齐站起来为他们鼓掌。他们沙哑沧桑又委婉深情的歌声,分3个声部层次分明又彼此融合地响起,像苍老的雄鹰又一次盘旋在它的家园上空。就是那5分钟,让所有的人记起,那是建党节,那是国庆,那是新年,在每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老一辈的精神收获都高过我们。
  
  5分钟的演唱结束,大家依旧排队打饭。此时此刻,我目睹前面两个老太太在拥抱,各自诉说40年前的姐妹情,以及当下的病痛与力不从心,不免百感交集。来参加合唱活动的老前辈们有一半人带着三层饭盒,他们吃完了饭,还要另打一份带回去。70岁的老人,还有90多岁的母亲要照料,还有不到10岁的孙儿要看护,负累与责任如浓重的云,沉沉压在他们的眉宇之间。而每个星期在单位食堂吃的这一顿饭,是两片浓云之间漏出的一道阳光,它那么短暂,却也瞬息照亮了这些暮年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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