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匆忙文化

清晨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拉开窗帘吗？还是翻过身去搂搂你的伴侣？或跳下床来做10个俯卧撑？都不是。你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每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时间。床头柜上的时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状况，不仅告知我们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自己所处的状态，也告诉我们该做何反应。如果时间尚早，我就闭合双眼，睡个回笼觉；假如时间已经不早，便跳下床来，径直奔向卫生间。
　　
　　从醒来的那一刻起，时钟就操纵着我们一整天的节奏。当我们在一个接一个地约会和安排以及一个接一个地截止期之间奔忙不休时，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流逝。每一个时刻都编入了安排计划，我们眼睛所及之处——床头柜、单位的食堂、电脑屏幕的一角以及我们的手腕，等等等等——时钟无时无刻不在滴答作响，记录着我们每一刻的进展，激励我们不要落后。
　　
　　在这个快速变化着的现代世界里，时间的列车似乎总是刚到站又处于待发的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加快速度，无论我们的日程安排多么巧妙，每天的时间还是总不够用。
　　
　　今天，我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压力。为何如此？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我们的祖先？假如我们要放慢节奏，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要加快节奏，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快速，日程安排如此紧张？
　　
　　人类一直处于时间的奴役下，感受着时间的存在与威力，却从来无法确定如何给时间下定义。生存是人类测算时间的一种动力，但从一开始，测算时间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说，制定计划有助于提高每一个人的效率。然而，一旦日程表开始转动，时间占据上风，我们就沦为时间的奴隶。时间安排限定了我们的期限，给我们一个匆忙的理由。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言：人测算时间，时间测算人。
　　
　　由于时间安排严格，而新技术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为可能，于是，匆忙便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说话、阅读、写作、进餐、移动。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了一个层次，弗雷德里克·泰勒的“安排第一，人第二”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如今，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像钱，我们更常见的提法是：“缺时间。”
　　
　　无论喜欢与否，人的大脑是被速度所固化的。我们从危险、忙碌、激动、悸动中获得乐趣。从快速中获得的强烈的感官刺激。我们不仅享受速度带来的乐趣，也习惯了速度，成了加速器。我们跟时间的关系变得愈加令人担忧，愈加紊乱。任何一本医学教科书都会告诉你，对细节过分敏感的困扰是神经质的经典症状。将时间变成更小的单位的无情驱动——使我们更加强烈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更加渴望充分利用时间，也更加神经质。
　　
　　如今时间的本质已发生变化。“加快做一切事情的速度”这一事实明显说明：我们出轨有多远，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全部生活，重新找到生活平衡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