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英国葡萄酒大师杰西丝·罗宾逊曾说：“拉菲与中国的大多数食物搭配都像是一场酷刑。”
　　
　　我从小就爱喝红酒，当然是老家的地方土产–安徽萧县红酒，像糖水一样甜，一口气喝上半斤不成问题。长大以后穿梭于世界各地，常常有机会和西方朋友一起出入当地餐厅，品尝各种红酒。红酒于西方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也见识日增，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品上一口，也能对它的品种、产地、年份估摸个差不离，然后晃晃酒杯，装模作样地评头论足一番。
　　
　　对红酒越是了解，越发觉国人对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法国红酒已经和瑞士手表一样，在“崇洋”的心理暗示下被炒成一种“高尚生活方式”，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近年来，由于价格飙升、适合长期贮存，红酒又从一种普通的饮品升级为投资品，富裕人士不惜出价亿万囤积居奇，或收购知名酒庄。于是红酒市场形成一拨人炒作，一拨人起哄，一拨人出钱，一拨人围观的奇特格局。
　　
　　拉菲充其量算是法国一线红酒之一，我曾经琢磨过为什么它在中国特别火，可能是因为它翻译过来的中文比较好发音。波尔多另外几家一线酒庄，譬如奥布莱昂念起来太拗口，记不住；穆桐听上去有点儿傻，跟“木桶”差不多；玛歌会让人联想起黑社会；还有一种我个人认为比拉菲更适合中国人味蕾的红酒，产自波尔多的拉图酒庄，在中国也没那么火，大概是听起来不如拉菲高雅，谐音“又拉又吐”。
　　
　　罗杰·巴纳特是纽约亿万富商，他的家族收购了着名奢侈品品牌Burberry，他在美国纳帕溪谷拥有自己的酒庄。十年前我们刚刚认识时，我还对红酒一窍不通，他在纽约给我上了一堂启蒙课。但是最近，在北京中国人给他上了一课。连续在北京参加了几场活动，他发现中国人不喝则已，一喝就是“CarWine”，这把他吓坏了。我问他何谓“汽车红酒”？他解释说就是喝一瓶酒相当于干掉一辆汽车。可不是，中国人买一瓶红酒动辄花费几千美金，在美国买一辆二手车绰绰有余。
　　
　　这一现象令罗杰忧心忡忡，他说：“将来再有中国朋友到美国来，我该怎么接待呢？”
　　
　　说到美国人接待中国人，有一桩趣事不得不谈。我认识一个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曾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飞行者》获金球奖。有一年我带了一个中国朋友去拜访他，他请我们去比佛利山上的一家餐厅吃饭，出于礼貌让我们点酒。朋友对我低声耳语：“成钢，咱们点瓶好酒，别让人家看不起。”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就点了一瓶加州顶级红酒的代表OpusOne（作品一号）。
　　
　　就为这瓶300美元的酒，我这个有钱的制片人朋友跟我唠叨了好几年，大意是你们中国人太敢点了。可是若将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2000元，对中国的有钱人来说，似乎不过小菜一碟。由此，美国富裕阶层和中国新富阶层的消费观之不同，可见一斑。
　　
　　就在人们一瓶又一瓶开拉菲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或社交礼仪都和红酒文化大相径庭。红酒讲究“轻轻闻，细细品”，国人的酒文化却是“感情深，一口闷”，动不动“打一圈”。平均好几千一杯的拉菲，干了不合适，不干更不合适。坊间一度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朋友聚会，一旦听说要开拉菲，一定要迟到5分钟，来了好“自罚三杯”。
　　
　　中国菜和红酒也并不匹配。我曾经参加过一场品酒会，头一道菜就是蒜泥白肉。要知道红酒对味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抽了烟，或者吃了重口味的菜，味蕾麻木了，红酒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品不出来了。中国人请客，往往都讲究“大餐”，清淡了不行，于是蒜泥白肉之类就成了“拉菲杀手”。我就曾经有过这种体验，因为在某社交场合被人逼着吸了根烟，紧接着上好的红酒到了口中，也像假酒一样寡淡无味。
　　
　　以我个人对红酒的体验，300多元一瓶的红酒已经非常好，七八百元一瓶的酒从口感上就足以跟名酒媲美，除非是极有经验的人。如果市价到了两三千元，就真的称得上是“奢侈品”了。
　　
　　如此看来，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色香味，而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所谓“喝的不买，买的不喝”。求人办事送一瓶，招待客户开一瓶，宴请领导来一瓶……拉菲和拉菲还不一样，请大领导喝大拉菲，请小领导喝小拉菲，请山寨领导喝山寨拉菲–级别待遇清清楚楚。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喝的不是拉菲，是面子。原本费多少口舌都说不清楚的景仰之情，一瓶酒就说清楚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火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