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的“偏见”

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和一些复杂的问题，你得考虑适应不同的声音与多变的答案；另外，你还有不少机会见识各种各样的嘴脸。

　　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南非德班开幕当天，《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发布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科研人员的研究结论：全球变暖的可怕预言可能言过其实了，到本世纪中叶以前，地球气温并不会陡增。

　　而英国《每日邮报》网站11月25日报道说，作为2009年“气候门”邮件的后续，最新“被发布”的一批邮件似乎显示，一些科学家曾经有组织地隐藏证据，甚至在明知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发表了相应的研究报告。他们涉嫌有选择地使用数据，并与政客合谋滥用科学信息。

　　“气候门”缘自2009年12月黑客侵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电脑，并在网上公布了上千封研究人员的内部邮件。从邮件中可以看出，这些气象专家的研究并不严肃，他们甚至篡改对自己研究不利的数据，或刻意向公众隐瞒部分不支持气温升高的数据，以证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早几年你可能还获知，国外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煤炭和石油公司，常常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以气象预测的不确定性等理由，诋毁科学团体的专业意见，否定全球变暖问题的存在，或辩说变暖现象并非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由此你不能不困惑：究竟哪种说法靠谱？我们到底应该信谁？

　　与此类似的一个话题是：手机辐射究竟有多厉害？长期用手机到底会不会引发脑瘤？近年来，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议持续不断、莫衷一是，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打一阵“口水仗”，让公众看得直昏头。可是，公众的疑虑和恐惧却在进一步加深，因为那些研究结论太多地使用了诸如“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存在联系”、“可能导致”、“大概存在风险”这样的字眼，让人们难以决断究竟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手机。

　　其实，有识之士早就揭示，手机辐射研究的混乱局面，除了科研水平的限制，通信行业、政府、研究机构之间的利益纠葛更是结论难产的原因。

　　2007年1月美联社曾报道说，赞助商常常左右美国的科研成果，研究人员“有诱导性偏见的证据”被发现。当饮料企业为软饮料研究付账的时候，这些研究对软饮料的健康效果得出积极结论的可能性要高4到8倍。

　　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某些专家、学者或学术团体“效忠”的是自己为之效劳的产品以及老板的财务状况，所以他们常常会“斗胆”提出一些有失公正的结论；还有的人则通过曲解科学研究或只强调经过选择的事实散布怀疑。在美国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食品工业攻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减少糖的摄入量以预防肥胖的饮食指南，食盐工业则质疑国家健康协会关于美国人应该少吃盐的忠告。

　　一些医药企业也常常借专家、学者之口，对一些由自己资助并认为其药物产品对健康无大碍的临床研究大肆宣扬，而对认为其产品安全可靠性小得多的研究置之不理或蓄意隐瞒。他们还把威胁自己产品“声誉”的研究贬为“垃圾科学”，而将自己资助的研究标榜为“基于证据的科学”。

　　在我国，近年来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常有“专家”站出来说话。解惑释疑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有少数专家，面对此类危害事件，不但没有做到在危机爆发之际及时“发声”提醒民众，反而出于某种行业、部门利益的考虑封锁消息，或发布“自证清白”的信息。甚至，以专家身份说出的“不必恐慌”的提醒，竟然跟“问题”新闻同时见报，而其解释在读者看来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

　　出于对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遵从与敬畏，人们对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满怀信任与敬意，因而某种产品一旦声称是经过“科学检验”或“被专家证实”了的，公众的消费信心就会大大增加。但是，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曾经独立的科学很早以前就被愈发世俗的商业化气息所沾染了。

　　美国着名的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直率地指出：“专家的意见经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有外部控制”。

　　试想，如果专家没有良心、道义和公正的道德规范，如果制度缺乏对专家“发声”的有力约束和责任追究，那么，咱还可以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