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光炅的盲人生活

黑暗马拉松
　　
　　陈光炅的右眼残存一点光感，在亮度特别高的环境中，一些巨大物体的影子偶尔会从他视野中闪过。2004年，陈光炅患上了一种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眼科疾病，他的视野像拼图一样一块块地剥落，然后彻底消失。
　　
　　与视野一同变窄的还有他30岁之后的人生。陈光炅不得不放下做律师的职业规划，与来自各地的盲人一起，住在20多人一间的大通铺宿舍里，学习按摩技术——这是大多数盲人的唯一出路。之后，他的人生轨迹快速变换，在广州开起了按摩店，最多的时候有4个员工。
　　
　　2010年，他看了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读后，他感觉其中对盲人走路和聊天的一些细节写得很到位，但终究还是一个明眼人理解的盲人世界。此后，陈光炅开始写作——他在培训班学会了使用由语音读屏软件和键盘构成的电脑写作系统。他写盲人所能“看”到的世界：盲人究竟在想什么，盲人害怕什么，盲人的生活希望是什么。
　　
　　“盲人都以牺牲自己健康的方式换取别人的健康”，按摩房的日子曾让他的身体和精神不堪重负。不从事按摩工作后，深居简出的他仍然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2017年，陈光炅开始练习长跑，体重从100斤左右迅速长到了120多斤，并且有了肌肉。
　　
　　2019年，陈光炅出版了纪实小说《黑暗马拉松》，取材于自己成为一名马拉松选手的经历。在陈光炅跑完第一个半程马拉松后，奔跑的欲望已经难以抑制。借助一根与陪跑员相连的陪跑绳，陈光炅在黑暗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长跑和冲刺，路程累计达到2000多公里。
　　
　　那段日子里，陈光炅时常想起自己做过的一场梦。在梦中，他不停地奔跑，从不同的城市中穿过，他可以清楚地看见街道和飞鸟。他在书中写道：“我继续向前跑，跑过了东京、跑过了新宿、跑过了池袋，最后好像跑过了石神井，见到了一个一笑就会低下头、垂下眼帘的姑娘……”
　　
　　少有选择的余地
　　
　　睡大通铺的时候，陈光炅听过一些“惨烈”的故事：许多盲人从小被扔进孤儿院，被领养后又被弃养，在盲校饱受歧视；一些盲人孩子憎恨父母让自己来到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
　　
　　陈光炅说，盲人在生活中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就整个群体来讲，文化程度都是偏低的，从盲校出来，就业岗位特别少，大部分只能去做按摩”。
　　
　　在“盲人圈”，陈光炅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有好人，有当骗子的，还有心理变态的……有时候歧视盲人的竟然是盲人”。
　　
　　确诊之初，陈光炅的脾气变得很坏，别人劝他少喝酒，他掀了桌子，和那人扭打在一起；妻子准备了饭菜，他也会一下子打翻。后来，他离婚了，脾气也逐渐被社会磨平，现在即使别人当着面喊他“瞎子”，他也不在意了。
　　
　　为什么路上很少见到盲人？他们几乎都待在家里或者按摩店中，甚至一两个月不出门。陈光炅解释说，盲人不敢出来。他问过一些施工的工人，盲道上的凸起是做什么的，结果对方的回答是“好看”。由于缺少专业认知，一些盲道的铺设并不符合规范。盲道上，有时还摆满了单车和障碍物。
　　
　　陈光炅身边的盲人朋友幾乎都有被歧视的经历，他们上班坐公交被人抱怨“没事你们出来做什么”。一次，司机让乘客们往后挪挪，陈光炅一动，后面的人却说“你就待在那里”，意思是，“你就待在那里别添乱”。
　　
　　生存之上的追求
　　
　　1997年，从工厂子弟学校毕业后，陈光炅被单位公派去日本进行了半年多的学习。回来后没多久，下岗潮来临，和很多失业的同事一样，陈光炅放弃了机械制造、绘制图纸的本行，成为一名副食销售员。
　　
　　考虑到当时做律师的前景，陈光炅在四川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开设的成人班里，完成了4年的法律学习。有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光炅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则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担任电脑员。
　　
　　失明之后，从2007年到2009年，陈光炅在广州开了两年多的按摩店。当时，广州按摩店的人均消费在35元以上，成都的只有18元。那时做按摩的盲人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如果一直做下去，陈光炅现在可能已经是一个富足的连锁店老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