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芯菱：成功不是赢过多少人，而是帮过多少人
和沈芯菱第一次碰面，是在台湾清华大学苏格猫底咖啡馆。21岁的她，脸上有浅浅的酒窝，带着大学二年级女生该有的清纯稚气。然而，谈话内容却和咖啡馆的名字一样富有哲思。
她出名极早。12岁，国小六年级，她就在网络上架设免费的线上教学平台“安安”，迄今在两岸累积了350万名使用者上网学习；14岁，国中二年级，因为看到柳丁价贱，向报社投书，最后与农委会打笔仗，在大众媒体前一夕爆红，迫使政府改变立场，并推动了“全民吃柳丁运动”。
15岁到18岁，她将关怀的范围扩及更多弱势群体：青少年、原住民和“台湾媳妇”；19岁，她背起相机，深入台湾大街小巷，捕捉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影像，最后累积了20万张她称为“草根台湾脸谱”的图像，到北京奥运会办展览。《读者文摘》亚洲版称她为“少女慈善家”，她的故事被载入国中教科书。
21岁，正是台湾许多年轻人还赖在家里的年纪，她却似乎过着一个高转速的公益人生。
人们看她，会赞叹说：“太优秀了！”然而，她却说自己平凡：“我是一个摊贩、一个庄脚小孩。”
“（铁皮屋）之前真的很热，下雨又会滴水……”盛夏，我们来到沈芯菱在云林县斗六市的家，她与父母住的仍然是她幼时省道旁的铁皮屋，只是装了冷气，也大了一些。屋内，穿过花车、衣架与缝纫机，后面30多平方米的隔间，一台笨重的旧电脑，一张用到泛黄的围棋桌，那是沈芯菱幼时用来读书写字的角落，用了10年，没有换过。
沈芯菱这些年考了超过40张电脑证照，靠数位技能为企业搭设网站，加上参与公益演讲等赚的外快，总共赚了近300万新台币，然而其中有280万都投入她自己推展的公益事业，而不是换掉铁皮屋内的家具。
“我的成长背景，让我更加能感同身受。”沈芯菱表示。
1989年，沈芯菱出生。在她出生之前，家里还算小康，学裁缝出身的父母亲非常勤俭，开了一间小型家庭式的裁缝加工厂。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抵挡不住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由1美元兑新台币40元，急升到1美元兑新台币26元，造成以出口为导向的纺织业掀起出走潮。受到上游厂商的拖累，小工厂倒闭了，家里还欠了债。
因此沈芯菱在幼时就跟着父母试过各种谋生方式，曾经一家三口和狗笼挤在一辆小车上，也曾经摆摊躲警察。
看到父母日夜奔波，她比同龄的人都早熟。
“很多人都很好奇为什么我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要立志做公益。因为我自己小时候跟着父母摆摊，没有上幼稚园，上国小根本赶不上进度；因为在之前，我都只能在旧报纸上写字啊。同学拿圆珠笔写作业，我只敢拿铅笔去练，为什么？便宜。而且，练好后，可以赶快擦掉再写一次，所以常常会被同学耻笑。”
“老师都说教育是改变贫穷最好的方法，可我看见的却是，如果教育只有精英教育，像我们这种穷孩子要靠什么翻身？”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居民收入增长了两倍，然而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却开始扩大。“人口外移、老年化、隔代教养，这些社会问题都在我生活周围上演。”站在社会底层，年龄又小，她本来应该是弱小而无助的，但一个偶然的事件却让她发现，自己拥有改变事情的力量。
那一年，沈芯菱10岁，当年台湾经常上网的人口数量达到480万，她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家贫的她，小学第一台电脑，是母亲当掉少女时代攒下的玉镯去买的。“因为再苦，也不能牺牲孩子学习的机会。”沈妈妈说。刚接触电脑与网络的她，看到种植文旦柚的阿公，没有因为盛产而高兴，反而为了收购价格过低而苦恼。她想起看过人家在网络上卖东西，就“凭着一股傻劲儿试试”，她上网查企业电子信箱，用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天真口吻写道：
“我阿公种的文旦柚很好吃，有需要的可以来订。”
本来只是姑且一试，没想到3天之后，家里真的接到企业订单，全家人喜出望外，尤其是阿公。“他一直问：‘是真的吗？’我那时第一次发现网络的力量！”沈芯菱表示。
后来，因为斜对角开了一家超市，父母在铁皮屋开的小杂货店生意一落千丈，沈芯菱提议父母回到缝纫本行。
她自学摸索建立了一个企业网站来接收订单，一年不到，家里的生意也平稳下来。
国小六年级，她因为自己没有钱补习，又羡慕班上同学热烈讨论当时流行的线上教学，她便为那些没钱补习的同学架设了“安安免费教学网”。
第一年，为了筹措架站的费用，她接了3家公司的网站设置案，租了服务器；接着，为了自制教材，她到处向人借课本和参考书，到图书馆找资料；每天都去浏览不同的网站，看人家怎么搭配音效与动画，怎么发展题库，然后自己动手制作内容。她也善用热心网友的力量，邀请许多教师免费提供他们自制的教案。
这个网站迄今已累积有二三十万套教材与多媒体影音材料，第一年就有70万人上线使用。“单亲妈妈跟我说：‘谢谢你，我的孩子功课进步了！’”有谁会想到，一个12岁小女孩架设的教学网，竟然可以影响两岸？安安免费教学网9年间累积了超过350万使用者。
沈芯菱所做的，几乎每一项都是从弱势者出发，都是借由网络平台弥补弱势者与其他人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个她称之为“知识公益”的出发点，含有着她检视自己，并且撕下贫穷的社会标签的意义。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她投书报社，说柳丁价贱伤农，却被农委会发文反驳说国中小女生的话不可信。“我请妈妈到附近的农户拍照，我架设网站，提出证据。”这个反击，最后迫使政府改口收购，社会也掀起一股买柳丁救农民的热潮。“原来，个人小小的力量，可以拓展到无限大。”
这些经验，是她日后利用网络做公益的起点。每当沈芯菱有“创举”时，憨厚的父母总是难免担心。以柳丁一役为例，经历过台湾威权时期的父母，总担心与政府作对的后果，劝她算了。可是，生于开放社会的她，凭着一股冲劲儿，总觉得自己凡事都可以试试。每一种尝试，其实都是自我追寻的快乐之旅。
沈芯菱有一次拜访一位蚵农阿嬷，老妇的手指被牡蛎割伤，却笑眯眯戏称，流出的鲜血是“红包礼”，有它才能赚钱为孙子付学费。底层草根工作者的勤苦让她反思：“他们不是失败者，为什么要把曾经赤着双手奠基好社会基础的人，移到金字塔的最底层，让贫穷继承贫穷？”
才21岁的沈芯菱，深刻思索着贫穷背后的结构性不公，她不是用理论去批判，而是用行动去改变。这位台湾的“小尤努斯”，对成功有一套她自己的定义：“成功，不是赢过多少人，而是帮过多少人。”她思索快乐的定义：“不快乐的人是因为没想过要带给别人快乐。”
在《商业周刊》委托EOLembrain东方快线执行的两岸“80后”量化调查之中，其实已经开始听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重新界定成功，认为成功是追求自我兴趣加上帮助他人的快乐。
富裕社会反思物质主义，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快乐，这件事在台湾社会是现在进行时，沈芯菱可以说是年轻人中的先驱者。
从后面看着沈芯菱，可以看到她浓密的黑发下藏着许多白发，这是她从小学起，经常晚上熬夜工作的痕迹。“其实我还是会自我质疑，我所提供的，真的是别人需要的帮助吗？”但在她缺乏把握的时刻，有母亲站在她旁边，陪她深夜用功编教材，陪她上山下海拍照，让她继续大步走下去。
读大学3年级的她，最近还计划着，要把卖文旦柚的平台扩大，成为可以卖更多农产品的平台；再把免费线上教学平台课程从国小、国中扩展到高中；然后，还要再去跑跑台湾更多的乡镇，拍摄草根人物。因为她发现上一辈逐渐凋零，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她想做的事情太多。“我的终极目的，就是把发言权、诠释权从上位者还给那些在太阳底下默默低头流汗的人。对，就是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