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我们已被逼到无聊的极点

　他是华人世界里最能做访问的主持人，“总统”、知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演艺红星——说白了吧，有什么风雨不是蔡康永坦然经历过的？
　　
　　他也太会接受访问了，他是这行的翘楚，一句话就轻易打发掉有关个人的问题。身为“金钟奖”（中国台湾地区传媒年度奖项）获得者，蔡康永的观点始终是：想从电视里学东西？拜托，赶紧关掉电视。
　　
　　也许是反电视态度、特别的学历和出身、畅销书作家身份、出道时做读书节目的经历，他被视为“文化人”，搭档小s就经常说他是“读书人”。
　　
　　这种标签一直让蔡康永感觉奇怪，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只不过是在活色生香的娱乐界里愿意做一点引荐的工作。每次看到龙应台、林怀民，他都觉得这些人是在用整个人生的力气做文化，而他自己不过是把他们引荐给不愿意理他们、只愿意看电视的人们。
　　
　　“我只是一个‘媒人’，从来都不是‘新郎’或者‘新娘’。”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他和周边的世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蔡天铎是台湾著名的律师，1949年前曾是中国最大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老板（为蒋介石提供专轮）。父亲将近60岁才有了他，在他的眼中，父母简直把他当成宠物一样疼爱。
　　
　　这是一个上海味道极为浓重的家庭，以至于蔡康永多年后在电影《推手》中听到高金素梅咬牙切齿讲上海话时，感觉毛骨悚然。
　　
　　理解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流社会，就更能理解他的家庭。蔡康永回忆自己的母亲：“我妈每天睡到中午12点，穿着毛毛边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穿的丝质晨袍，在家里晃一下。起床后就出门弄头发，弄到两三点回家，等朋友打麻将。打麻将是生活中必要的应酬。”
　　
　　蔡康永一路读的都是贵族小学、中学，完全被上流社会的浮华所包裹，习惯了家不但是家，还是应酬的重要场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王惕吾和余纪中是父亲的麻将搭子，蔡家儿子9岁上台唱《四郎探母》，两大报都会给大篇幅报道。
　　
　　读大学时，见到台湾本省同学打麻将，居然拿钞票直接给来给去，洗好牌之后就开始打了。在蔡康永眼中，这简直是魔鬼一样可怕的事情：在他老上海上流社会气氛浓重的家里，洗好牌之后一定要用牌尺摆直，用的都是筹码。
　　
　　点滴细节让蔡康永始终和他出生的土地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从美国回来后他觉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觉得这太有趣了。对周围的疏离感让他有了更另类的视角去做节目。
　　
　　在他成名节目《两代电力公司》里，他愿意找一群十四五岁的“死小孩”去和父母进行观点PK。他也会故意找10个很胖的姑娘，而她们的男朋友又非常帅而且感情很好。他想说的是：凭什么只有条顺盘靓胸大的女生才能找到好男友？
　　
　　在他的世界观里，堂堂正正做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人生为什么不能有多一种选择？比如男生为什么不能“娘”？
　　
　　在淡然的外表下，蔡康永隐瞒了一颗叛逆的心。
　　
　　读高中时，身为校报主编的他，刊登了有关“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章，还有《共产党宣言》，要不是父亲，他早就被开除几百回了。
　　
　　当然，你知道的，他是同性恋，一个在当今社会注定叛逆的身份。
　　
　　「飘然而过的旁观者」
　　
　　蔡康永起初是一个电影编剧，《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他的作品之一。
　　
　　本科毕业后，必须再出国读一个好大学。为什／X？世家子弟的小孩子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学历呢？
　　
　　胡金铨（也是父亲的好友）专门给他写了介绍信，他就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去念电影硕士了。
　　
　　念UCLA让老爸觉得很爽，但又没法和人说宝贝儿子念的是很不正经的“电影”。蔡康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会坚持自己的叛逆，但也会给人留下面子。
　　
　　读电影硕士这段时间，蔡康永受到的震撼教育是：所有老师都是得过奥斯卡或者艾美奖的，所有课程灌输的理念是“娱乐就是要卖钱”。
　　
　　第一堂课，教授让大家交故事大纲，所有的同学交的都是谋杀、罪犯、吸毒，教授一边翻阅一边称赞：“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一定会卖座的。”蔡同学傻眼了，他试图在电影里呈现文化冲突、社会反思等宏大选题。
　　
　　交课程作业时，蔡同学拍了一个杯子的镜头，用光柔美地打在杯子上，因为这个杯子是故事里女主角送的分手纪念物，很唯美很艺术。
　　
　　教授喊他过来，直截了当地说：“重拍！杯子关观众什么事？除非杯子里有毒药，观众会在乎男主角会不会喝这杯酒。观众花钱看电影不是要来看什么爱情纪念物，他们是来享受90分钟的一个好故事。”
　　
　　这种杯子变杯具的经历，让蔡康永明白一个道理：娱乐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
　　
　　回到台湾做娱乐，对那些不是认真看待娱乐的人，蔡康永都没有什么合作兴趣，人生态度可以很娱乐，但做娱乐就必须认真。
　　
　　让我们翻阅下回台后的蔡康永履历吧：
　　
　　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
　　
　　他是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联合报》上有他的专栏；
　　
　　他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他还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并代表许出席当年的戛纳影展；
　　
　　他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
　　
　　他是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总编辑，也创造过一个纪录——总编辑上封面；
　　
　　他是电视制作人，当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和电视台顾问；
　　
　　他还是广播人，是台北之音的节目部创意总监；
　　
　　他居然还给电脑游戏写过脚本和对白；
　　
　　最后，他进入了电视主持界，因为《康熙来了》被千千万万华人所熟知。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被他的经历决定的，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今天的淡定不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平静是娱乐圈一个飘然而过的观察者才会有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沸腾而欢呼或沮丧。
　　
　　电视业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寻人生的真义，可以靠阅读，而绝不能靠电视。他说：“放弃阅读，就等于自愿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既错过无数的风景，也错过了无数可以转弯的地方。”
　　
　　2006年，李安凭《断背山》拿到奥斯卡导演奖。有那么一秒钟，蔡康永对自己说：“你这个懒鬼，为什么没有去坚持。”不过是一秒钟。
　　
　　像李安那样等6年，蔡康永做不到；像侯孝贤那样拍一年电影而一周就下线的事情，蔡康永也很难接受。
　　
　　为什么蔡康永没有成为李安？他说了一个故事：“如果有小鸟在森林里面唱了一段生命里面最好听的歌，可是当时没有半个人听见，然后这只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问题在娱乐圈是很好解决的。他说：“教授肯定跟你讲，拍了没人看，那等于没拍，你不但没拍，还浪费别人的钱。在哲学里面就很难讲，唱过，就是存在的，只是没人听见而已。”
　　
　　于是，他找到了平衡人生的办法：“这个时代，小鸟的歌声更不容易被听见，因为森林里大象拉一坨屎，犀牛也拉一坨屎，屎味满天，没有人管小鸟在唱什么歇。我不认为费里尼、黑泽明在电影圈还能像当年一样被珍惜。我跟自己说，需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东西，我在这个年纪把它玩掉。等到我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可以玩——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什么时候蔡康永会撤退？
　　
　　他端起杯子，很认真地喝了口水，想都没想说：“我希望靠小s把这件事情给结束掉。如果她一年半两年生小孩，这件事就结束了。很幸运地，我可以把责任栽赃在她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