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鸿三恋

徐悲鸿笔下的马，就如孟小冬的老生一样，已成绝响。只因那些马，浸润了一个有天分的人在艺术领域的不倦求索，将各种技巧与功力，卷舒于洗练的笔墨。
　　
　　徐悲鸿一生主要有三段恋情，其中蒋碧薇是最重的一笔。1898年，蒋碧薇出生于宜兴望族，13岁时随父赴上海读书，并被许配给苏州查家。1916年，18岁的蒋与24岁的徐悲鸿从上海私奔至日本，其后与徐游学欧洲，徐攻美术，蒋攻音乐，20世纪20年代末期双双回国。他们从青春时期的天涯相随至30年代中期分居、1945年正式签字离婚，两人恩怨难了。
　　
　　蒋碧薇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在前夫徐悲鸿、半世情人张道藩先后辞世后，在台湾写《蒋碧薇回忆录》，对徐悲鸿在生活琐事上的指摘，处处可见。但蒋此书，与其他相关人士的回忆对照来看，应算是基本尊重了生活的真实。此外，世人皆以为蒋是贪图享受的贵夫人，其实她也是乱世里的爱国女子，曾经亲手为抗日前线的士兵缝制鞋袜，并在给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的情书里多次勉励他为国奉献。
　　
　　徐悲鸿的第二段情，是一生错失的颇具天分的画家孙多慈。1932年，孙多慈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时任艺术系主任。此前因孙以预科生的身份选读了徐悲鸿的课程，且其天分、容貌出众，两人已相识。彼时的徐悲鸿与蒋碧薇积怨已深，对孙既有天才对天才的欣赏，亦有男人对女人的怜爱。这个画家傻子般一股脑儿将自己这种莫名的情感告知了蒋碧薇，谁知惹来更多麻烦。在反反复复中，徐悲鸿与孙多慈于1934年正式相恋，据当时的知情者说，徐悲鸿曾刻一枚“大慈大悲”印章随身携带，嵌取了两人的名字。而徐悲鸿迁新居时，孙多慈以学生的身份赠送100棵枫苗，被蒋碧薇令仆人如数折断。无奈的徐悲鸿自此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无枫堂”，且自命“无枫堂主人”，刻章纪念。
　　
　　蒋碧薇在面对徐悲鸿的真诚倾诉时，反应自然是极为暴烈的。蒋跑去学校，当面羞辱孙，用刀子捅破她的画作，甚至写信给孙的家人，痛斥其行为。最不堪且影响孙多慈一生前途的是，蒋碧薇动用私人关系，将本可赴比利时留学
　　
　　的孙多慈从名单上删除，让肄业后的孙只能听从家人的安排，回老家当一名中学老师。徐悲鸿爱上了她，却又在不能保护她的前提下莽撞地求计于人，在不了解女性狂暴一面的情况下自顾自地坚守“艺术家的坦诚”，此事对孙多慈造成了一生的伤害，也就不奇怪了。
　　
　　但年轻的孙多慈却是十分隐忍的，不曾对蒋对徐出过任何恶声。1935年，徐悲鸿曾悄悄跑去她的老家见她，两人分别时，徐悲鸿对孙家派来“监视”他的小表妹说：“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1938年，两人又见一回，但因孙父极力反对，未能论婚嫁。次年，孙多慈嫁给一个丧妻的国民党高官。徐悲鸿在此事刚有苗头时曾专程赶去劝阻，却阴差阳错未能见到孙多慈。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徐悲鸿在感情上是很失意、很潦倒的。他曾希望与蒋碧薇和好，但蒋因从1936年起与张道藩正式热恋，待徐冷若冰霜，甚至一度不让他在迁居后的重庆的家里有一席之地；徐转又希望孙多慈能够铁心与他携手，但孙受过了诸多无妄之灾，兼父亲和家人竭力反对，而徐悲鸿面对生活时又是一派天真毫不世故，使她无从选择。孙多慈曾赋诗如下：“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女子面对矛盾及深情的无奈，流于笔端。
　　
　　徐悲鸿第三段公开的恋情，便是廖静文了。她写作的《徐悲鸿一生》，对徐及他们的生活极为赞美，与此同时，对于蒋碧薇满纸嫌恶。而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往往只说几项内容：悲鸿多么多么好，我们多么多么好，蒋碧薇多么多么坏，悲鸿早逝也是被这个女人索画索财给害的。
　　
　　我一向对任何“走极端”的说辞和事件生疑。而艺术家尤其是大艺术家，在生活中也不可能是完美的，难道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能够？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廖静文在徐去世后不久，即与他人成婚并生有一子，两人生活10年后离异。
　　
　　在“悲鸿三恋”里，于徐而言，孙多慈或许是最好、最合适的伴侣，蒋碧薇应是最真实也最心痛的往事，而与之有过7年婚姻的廖静文，也称得上是一个生活中的好妻子、好助手。
　　
　　1953年，徐悲鸿在北京去世。时任台湾一所大学美术教授的孙多慈闻讯为他戴重孝三年，一年又一年的岁月荣华，从来温柔如水的她用三年的哀思去寄托；在台湾与张道藩同居的蒋碧薇，听闻悲鸿至死都戴着他们年轻时两情相悦、初到巴黎时买的怀表，不禁失声痛哭；医院里陪伴日渐冰冷的徐悲鸿的则是廖静文，那个日后将其所存悲鸿画作悉数捐给国家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