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吾母
一個读书出身的人，谁没有母校呢？但我的母校和我的经历一样，显得有点儿……复杂。
我父母都是军人，1948年，他们从山西昔阳渡河南下，父亲在野战部队，母亲在公安部队。他们在栾川我就在栾川，他们到洛阳我就在洛阳……在邓县（今邓州市）、在南阳……他们频繁调动，我便随队搬迁，不知道到底换了几所学校。因为辗转不定，这个学校与那个学校的教学进程又不相同，教学质量也各有差异，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臭”——除了语文。语文相对而言不需要教学的严密连贯性，它大致的构架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博士后都是一致连贯的。数理化、生物、外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在哪个学校里都不曾辉煌过。在学校，老师们也悄悄议论，“这孩子看上去资质很好，怎么学习就上不去”……他们只在背地里言语——大约因为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相当的文明。但一到课堂上，他们就变了脸，像个受过教育的乡村干部：“有的同学条件很好，怎么就不肯用功？我看他像个大烟鬼子遛街狗！别人学习，他吊儿郎当——你转悠能转出个大学生？”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富家子弟！”
“别看你家条件好，父母都是领导干部，你照样是个饭桶，垃圾！”
他们说着诸如此类的话，在课堂上铁青着脸教训人，透过闪着光亮的近视镜片冷冷地瞪着你——他们根本不会想讲台下的我是什么感受。我的母亲在家里，也训我是“吃僧”。这是昔阳话，大约也是饭桶的意思——和老师的看法一致。她晓得我功课不好的一些原因，“吃僧”归“吃僧”，到该吃饭时，她仍端着最好的饭菜送到“饭桶”面前。
每年放暑假前，是我最困难的时光，因为要向家里缴“学习手册”。我就千方百计地拖拉、回避，不是说还没有发下来，就说在同学那里没有取回来。我知道拖一拖他们就“忘了”。父母开始时还很认真，结果每次成绩都是勉强及格甚至不及格，品德评语也差不多，老师写了许多模棱两可的鼓励话，再加上一句“希望加强督促学习，争取较好成绩”。年年如此，像一本不变的旧挂历，父母每次都是一样的失望。也许是忙，也许是怕给自己添烦恼，他们就常常撂开手。1957年，我十二岁，舅舅从广西来我家，他执意要看我的学习手册。我说在学习小组长手里，还没有发给我。他不信，就翻我的书包，翻我的抽屉，结果从我的褥子下面翻出来。“啊哈！这不是嘛！你还骗我！”他一下子两眼放光，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前就翻阅起我那本倒霉的册子，母亲站在门口，尴尬地看着这一幕。舅舅的脸色也慢慢地凝重，变得肃穆，眼神也有点黯淡呆滞了。他慢慢放下手册，对妈妈说：“解放学习不行，这将来不得了。”他们姐弟俩出去，我则如同被雷轰了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那里许久没动。
谈母校，说这些似乎有些离题，但这是我在所有学校千篇一律的遭遇。我的第一个母校在陕县。如今我们看电视，三门峡市的天气预报常有宝轮寺塔的伟姿，它高高地矗立在晚霞里——那在当地叫“蛤蟆塔”，寺院好像被飞机炸毁了，独独留下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的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她个头不高，脸比我们平常人的红一些，很精神，因是后来放的足，脚还是显得小一点，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黑的秀发，脸通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开学了！”那时语文课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学习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会挨母亲的揍，我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就这么着，我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来，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也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与陕县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期，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内容似乎讲得不多，他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莫里哀，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西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为两个大院落。四年级以下一个院，五六年级的院子要大一些。院中设有各种体育器械：格子爬、单双杠、秋千、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逆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意儿一会儿就教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力表彰。
我在陕县小学，有一次学校修操场，工人们清理出一具死人的白骨，很完整。学校的老师们小心地把骨骼接对起来，做成人体骨骼标本，白森森地矗立在语文教研室。同学们有点怵那东西，有一次我问牛老师：“那副骨头有什么好看的？我害怕。老师为什么还把它放在办公室里？”
“解放，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有这样一副骨架，放在办公室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
让一个人了解自己的白骨，实在太困难了。过了中年，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读了成捆的书，我才多少知道了一点——有的人可能终生都看不到白骨的本相。
我和陕县小学一别就是五十余年。离开陕县后，多少年只是梦中忆起。每当心中受委屈，每当体会到人间冷暖炎凉，牛老师、李老师、徐老师——他们的影子就会出现在我枕边，走马灯那样在暗中旋转往返，凄清的泪会湿了我的枕头。
徐老师在一次周末郊游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有一个人，从小在老师、父母和其他亲人身边，感到很无聊、枯燥，没意思——读书没意思，工作也无趣，和人交往也没有兴味。他祈求上帝让他摆脱这种痛苦，上帝满足了他，把他带到天堂。那里有华美的宫殿、黄金和美玉雕成的园林、流满琼浆玉液的泉池，随时可以欣赏宫娥的舞蹈和歌声，心中想要什么立刻就会有天使用金盘献给他。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了三年，他所希望的一切美好事物都得到了满足。有一天，他去云山游玩，他的手指突然被书上的针刺了一下，滴出一滴血。他一下子省悟到，所有的一切都错了，自己原来的穷乡僻壤，父母的温存和教诲，师长的批评训责，生活的艰难——一切原来所厌倦的事物。才是最美好的……
这个故事不知他是从哪本书上读到的。
我以后读了许多书，一直留意寻找，但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一根针。但我有一次读《楚辞》，想到了屈原。他驾着云车遨游在广袤绚丽的天国，在心满意足的得意中，偶然一个回眸，从云隙中，他看到了自己苦难的楚国。这一针刺下去，他的心立刻滴出了血，一下子跌落到那个令他受尽折磨的故乡。
小学、初中、高中，我各留级一次。陕县的、洛阳的、南阳的、邓州的老师，有的亲我，有的嫌憎我，没有人打过我，但有人骂过我。不论怎样，这是我曾经走过的热土，我是在天堂被荆棘刺了一下的那个孩子，心中只记得牛老师讲的那具白骨和茫然无知的那个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他们爱我。心灵的熬煎变成最珍贵的财富。
所以，当我成了所谓的名人，我的一个母校请归来游子颂词，我写下了这四个字：吾师，吾母。
